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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新能源汽车之路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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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9 22: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新能源的发展,不存在人为主观的好与坏,所有的好与坏都是市场来判断的,而不是产业政策决定的。

我们并是否定产业政策或政府行为。我们真正要考虑的是,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有利于新能源汽车发展,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和技术革新。

林毅夫本人也是反对产业补贴的。他说:“我基本是反对补贴的,我(提出的)所有的产业政策里面没有一样是需要补贴的。除了对先行者进行激励的补贴之外,所有的优惠就是税收上优惠几年,量是很少的。”

张维迎则认为,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产业政策,都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升。他批评说:“产业政策是披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在这个年代复活了。二者都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

我们常说,政府不要干预市场。不干预市场的意思是,政府不要干预市场价格,破坏惩罚及奖励机制,阻碍市场要素流通。

比如产业补贴、信贷优惠,其实是扭曲了市场价格,给市场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奖励了大量重复建设,创造了大量无效供给,反而惩罚了技术创新者、未能拿到补贴者,排挤了试图进入者。

那么,政府到底该做什么呢?

在哈耶克看来,政府不需要为经济设定什么目标,只要需要建立公平规则,在公平规则中,每一个个体就像蚂蚁一样会根据自己的目标行事。这样经济系统自然就运转起来了。这个主张可以概括为“国家的无目标性”。

除了建立产业规则、制度之外,政府还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日本的经验。

日本是全球为数不多的产业政策比较成功的国家。中国的产业政策,最初也是受日本的影响而提出。

1987年,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时写了一份报告——《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建议中国采取类似于日本通产省在二战后(1946年-1970年期间)实施的产业政策。国务院领导很快做了批示,完全赞同这个建议,并将这份报告批转给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起草产业政策。

但是,后来,吴敬琏却对产业政策做出了反思:“我们对于事情的本质认识得不够,所以提出的应对的具体的方法、政策,就显得比较片面。”

实际上,在19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经济陷入一定程度的滞胀,产业政策的弊端开始暴露出来,日本国内学者开始反思产业政策。八十年代初,东京大学小宫隆太郎教授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对日本产业政策取得的成绩和问题做了全面的总结和分析。

1984年,他们的研究成果《日本的产业政策》出版发行,四年之后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的牵头下,这本书翻译到了中国。但是,当时中国学术界以及官方,对书中关于日本产业政策的教训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为止,这是经济学领域对产业政策研究最为具体、全面的文献。

在小宫隆太郎看来,产业政策对于处理“市场失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他强调其中存在几个问题:如何界定市场失灵?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矫正?若市场失灵,政策又失误,应当怎么办?如何权衡产业政策的效果和代价?

小宫隆太郎基本上遵循“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原则。他将产业政策扩展到“关于产业的一般基础设施,包括工业用地、产业用的公路、港口、工业用水和供电等政策”。【6】

林毅夫将企业家和政府的职能分开,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和技术层面,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得依靠政府支持。

换言之,市场失灵的领域,尤其是与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公共用品领域,产业政策的作用可以体现出积极的一面。

小宫隆太郎认为,复兴时期对钢铁工业的贷款,在造船工业夺得50%的世界市场以前对造船工业、海运业的补贴,为建立汽车等工业发展环境而对公路、港口等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这些投资及补贴,不是任意的“瓜分钱财”,对价格机制的破坏相对较轻。

这一点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前面我们写道,汽油车为何在1920年代之后超过了电动车,两大原因是公路网的建成和大油田的发现。公路建设和油气管道,都属于基础设施建设。

在1920年代,汽车已成为美国三大工业支柱之首。这与美国庞大的公路网络是分不开的。1929年美国汽车登记规模达2650万辆,占全世界汽车登记数量的六分之五,平均每5个人一辆车,远超过德国289人一辆车,英国57人一辆车。美国一跃成为汽车王国,统治汽车历史达60年之久。

政府搞基础设施,企业家则负责技术创新。美国的汽车工业主要由通用、别克、福特、克莱斯勒几个汽车厂商缔造。

福特汽车在1913年发明了汽车流水线,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短短一年时间,一台汽车的组装时间从原来的20分钟下降到5分钟。更重要的是,汽车价格从950美元下降到250美元。当时,经济廉价的T型车走进了美国家庭。实际上,流水线的发明促使整个工业体系都发生了一场效率革命。

比如电动车的充电桩属于基础设施。中国在2015年出台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提出到2020年,全国将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1.2万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480万个,满足全国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截至2019年6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100.2万台,仅完成目标的20.8%,而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保有量已达到344万辆。很多人认为,充电桩不足,限制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一项耗资巨大、投资回收期长的工程。以充电站为例,基础设施、配电设施以及运营成本,加起来不低于400万。这属于小宫隆太郎界定的市场失灵的一面,政府需要对这一基础设施投入。

与产业相关的基础设施不能盲目建设,而需要跟随产业走势及技术进步而定。但是,财政补贴由于扭曲了市场价格,容易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发出错误的信号。

换言之,在财政补贴之下,政府很难判断新能源汽车的真实需求,也就无法预计应该投入多少充电基础设施。所以,只有让市场自己发挥作用,政府才好配合市场投入相匹配的基础设施。

同是发展新能源,日本的方向在氢燃料上。上个世纪70年代,两次世界石油危机重创日本工业经济。日本政府推动经济结构转型,鼓励发展核能替代石油。过去几十年,日本核能核电产业快速膨胀。

但是,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成为了日本能源产业的转折点。日本政府鼓励探索更安全、清洁的新能源替代核能。

松下在锂电池技术领域有着传统优势,特斯拉现在使用的电池就是松下提供的。特斯拉走的是纯电池路线。而东芝、三菱、丰田、本土则发力于氢燃料电池。如今,丰田和本田的氢燃料电池汽车逐渐步入商业化。

在经过大型企业的技术探索和商业论证后,日本政府于2017年12月发布了“氢能源基本战略”,主要目标包括到2030年左右实现氢能源发电商用化,以削减碳排放并提高能源自给率。

日本政府希望通过技术革新,将氢能源发电成本降低至与液化天然气发电相同的水平,使氢气产量从目前每年4000吨发展到30万吨,降低制造成本三分之二。

日本政府的主要职责便是“重点推进可大量生产、运输氢的全球性供应链建设”,在实证测验基础上建立氢发电商业产业体系,将氢加气站从目前的100所扩建至900所,支持80万台燃料电池汽车以及530万台以上的家庭用发电设备。日本政府的财政补贴主要用在加氢站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不是在氢燃料电池车上。

这就是“市场归市场,凯撒归凯撒”。

在市场方面,技术革新及商用化方面还需要不断试错,距离新能源规模经济时代为时尚早。

目前,不少品牌将赛代切换的时间点定在2030年左右。德国大陆集团去年宣布,到2030年的内燃机将是大陆的最后一代,从此便停止开发。德国大众将最后一代内燃机车型发布时间定在2026年,此后便不再开发任何汽油或柴油车型。

此前,有传言说戴姆勒停止燃油发动机研发,后来该公司对外说明,目前还没有关于下一代发动机的决定,计划到2030年戴姆勒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型销量达到乘用车销量的一半以上,届时近50%的车型仍将配备部分电气化的燃油发动机。

今年,频频造访国内外车企的恒大主席许家印,在本月的季度工作会议上宣布,恒大旗下新能源车的年产量将在成本下降30%的基础上达到100万辆,并用3到5年成为全世界最大、实力最强的新能源汽车集团。

这是什么概念?特斯拉在2018年全球销量也不过14.43万辆。不管许家印能否实现,成功与失败都交给市场去验证,正如他在恒大冰泉上的失败与在恒大足球上的成功一样。

在市场中,经济增长的规律是沿着戈森三大定律一步一步地演进的。

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最早提出边际效用理论。不过,戈森在德国历史学派的统治之下郁郁不得志。戈森晚年,英国经济学大师杰文斯发现了戈森的价值。

戈森提出了三大定律:

戈森第一定律,即“欲望强度或享乐递减定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一规律将重复建设转化为无效产能。比如,大量补贴刺激资金涌入,生产大批同质化的车型。缺乏创新的同质化电动车导致用户边际效用递减,购买欲望减退,产能过剩。

这时,消费者开始转向其它车型如汽油车,或者其它消费品,以寻求更大效用。当各种商品的总效用相等时,人们的效用最大化。这就是戈森第二定律,是一种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也叫效用相等定律。

戈森第二定律对企业来说是毁灭性的,这意味着你的产品被其它商品所替代。这就好比说,买电动车不如坐地铁、打车划算。

这时该怎么办呢?

戈森提出第个三定律,即在原有欲望已被满足的情况下,要取得更多的享乐量,只有发现新享乐或扩充旧享乐。换言之,企业需要通过新技术、新产品来提升用户的效用。

戈森第三定律本质上与萨伊定律是一样,即有效供给创造有效需求,只是前者的角度是需求侧,后者的角度是供给侧。

戈森定律给我们描述了市场演变规律,即市场如何起作用。在工业化时代,政府与市场的职责容易区分,比如政府负责提供基础设施,企业负责技术专利及产品开发。

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具有公共属性,存在技术外溢,基础科研及技术领域都存在一定的市场失灵,这时戈森定律不太起作用。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认为,由于技术外溢的存在,需要政府介入,承担开发公共知识及技术的职责。从基础科学到基础科研,再到通用性技术,从公共产品到公共化产品,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所以,在未来,政府在教育及科研方面的基础设施投入,包括人文及制度环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高度。


发表于 2023-12-14 11:04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分享,前沿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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