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专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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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淮安隆重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
　3月4日，江苏淮安社会各界举办纪念活动。2008年3月5日是已故总理周恩来110周年诞辰












今年的3月5日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周恩来在国人心目中具有特殊地位，他的勤俭奉公，勤政爱民广为人们传颂。他的一生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就让我们走近总理，看一看他丰富多姿的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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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8年2月29日)
　　胡锦涛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敬爱的周恩来同志诞辰11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党、人民、国家和人民军队建立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进一步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周恩来同志出生于19世纪末年。当时的中国，遭受着列强欺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民不聊生，国运衰微。青少年时代，他就立志“为了中华之崛起”而发愤读书，认定“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他开始积极思考、探索中国社会的出路。20世纪20年代初，他到欧洲勤工俭学，通过反复比较，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在巴黎参与旅欧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4年，他回到祖国，投身中国革命的洪流，从此一直奋斗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我们党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领导了国民革命军军政工作、广东地方政权工作、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为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发动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党的六大以后，他作为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机智勇敢地保卫党的中央机关，保护党的大批领导骨干，发展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支持工农武装割据。他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明确提出“乡村中心”的思想，为推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他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成功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新经验。红军长征途中，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根据党中央的既定方针，前往西安，在极端复杂而艰难的环境中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局面。抗日战争中，他代表我们党长期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负责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广泛团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坚持并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他陪同毛泽东同志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尔后又率领我党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同志运筹帷幄，在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转战陕北、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筹备召开新政协、主持起草《共同纲领》等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先后担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长达26年，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面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兢兢业业，殚精竭虑，在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统战、科技、文化、教育、新闻、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在领导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他强调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完全独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独立。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做到统筹全局、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强调“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发展；强调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不能因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不要做对不起子孙后代的事。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他组织领导“两弹一星”大规模科技攻坚取得重大突破，极大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他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强调“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他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经常倾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意见，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时时不忘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做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工作。他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党和国家的外事工作，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遵照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推动我国积极发展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独具一格的外交艺术和外交风格，在国际社会为党和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周恩来同志参与领导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为党的每一个重大胜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长期实践中，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认真总结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深刻阐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
　　同志们、朋友们！
　　周恩来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这是他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周恩来同志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之时就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对党的事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从不动摇。他说：“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他在确立革命理想信念的过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又有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既重视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又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科学理论；既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又注意吸取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是坚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誓言。
　　周恩来同志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反复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要“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他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只要是关系群众安危冷暖之事，他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逢年过节，他总是关心在生产一线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顿饺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线、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群众有困难，他就及时出现在哪里。1973年，他重返延安时，目睹群众生活仍然贫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泪下，痛心地自责对不起老区人民。1975年，大手术之后，他依然牵挂着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锡矿工人的健康。他一生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一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有时在16个小时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后时期，他还抱病操劳国事。他说：“死我并不怕。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群众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周恩来同志最真挚的感情。
　　周恩来同志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深知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始终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他把增强党的团结、反对个人主义提到“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都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度，特别告诫：因为我们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尤其要警惕种种破坏和危害党的团结的行为。他坚持民主集中制，强调“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他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自己言行的准则，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说、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和事就不说、不做，讲党性不徇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把个人荣辱置于身外。他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从不搞小圈子、小集团，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方面堪称楷模。
　　周恩来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周恩来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他一贯倡导实际工作者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他善于把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处变不惊，善于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善于应对险象环生的局面，又能够极为周密和细致地考虑和处理问题。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复倡导要“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要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干劲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先进水平，又要循序渐进，不能一步登天。他高度重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注重总结实践经验，考虑问题时总是力求在分析、综合、比较上多下功夫，主张“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正因为如此，在组织领导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党和国家各项重大决策创造性地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深得毛泽东同志的倚重。
　　周恩来同志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周恩来同志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功劳越大，他越是虚怀若谷。他常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他为自己立下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认为做工作“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他认为“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他善于启发和倾听不同意见，即使是普通干部或群众讲的意见都认真考虑。他说：“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他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充分发挥每个同志的聪明才智，自己却从来不居功、不诿过。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诚同各界人士广泛交往，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经常说：“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周恩来同志以其谦虚谨慎、广纳善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风范，赢得了党内外由衷的信赖和爱戴，是中国共产党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优良作风的最好榜样。
　　周恩来同志始终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周恩来同志毕生严以律己、艰苦朴素，只求奉献、不思回报。他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经常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他对自己的工作，总是经常进行反思，自觉开展自我批评、自我总结、自我考察、自我完善，从不文过饰非。他身居高位，但从不搞特殊化，凡要求党员和群众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说：“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他睡的是普通木板床，他的衣服补了又补。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过半点私利。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他和邓颖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继续和发展。我们要永远铭记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历史贡献。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夙愿。周恩来同志生前多次代表我们党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可以告慰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们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辟了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灿烂的前景。
　　我们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深感肩负的使命神圣而光荣。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求真务实、锐意进取，把老一辈革命家孜孜以求的美好理想变成现实，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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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话剧的开拓者周恩来
“周恩来同志是话剧的提倡者”。这是与伟人周恩来共同被世人崇敬的“高风亮节、人间楷模”的终身伴侣邓颖超，根据她与周恩来“五四”时期分别男扮女和女扮男的反串角色从事我国早期话剧（当时称为新剧）实践的亲身经历，在周恩来的母校———南开中学讲话中，谦逊地评说周恩来对我国早期话剧的形成与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周恩来的学弟、我国著名话剧大师曹禺回忆说：“天津的话剧运动在‘五四’以前就开始了，周恩来同志就是当年南开编演新剧的积极分子。1915年南开学校11周年时，他参加演出《一元钱》，获得很大成功。后来我听说邓颖超同志也演过戏，我看过她扮演男角色的照片。”历史的真实也正是这样。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之际，缅怀、重温中国话剧百年史的光辉一页上记载的、我国早期话剧的探索与实践的先行者、开拓者、奠基者周恩来的业绩、经验与理论建树，不仅对于振兴、创新与繁荣当今和未来的话剧以及各种门类的文学艺术，特别是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启迪与指导作用。
京津反串“女名角”
周恩来对被称之为新剧的早期中国话剧的认识和实践、探索，是在话剧史上的第二个历史选择的关键时期。当时，新剧运动在一两年之内就遍及全国，文明新戏成为中国剧坛上的璀璨新星。然而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来说，新剧与西方话剧相比，尚有相当的距离。因为新剧多数缺乏剧本，仍然用中国旧戏曲的幕表制，仅有一个故事框架，角色是分派制，由演员即兴表演，加之受纯商业化的影响，逐渐堕落为市井恶俗之物，面临将被时代唾弃的境地。就在这种情况下，时年16岁的周恩来，正式加入了矢志探索严肃认真话剧的教育界名流张伯苓校长领导组建的南开新剧团，从被推举为布景部副部长开始，先后以反串女角为主，参加了《一元钱》、《恩怨缘》、《老千金全德》、《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等十多部新剧的编导和演出，不仅成为京津地区具有名气的男扮女装的反串女角演员，而且在报章上发表了很有创见的创新、提高、发展话剧的理论文章。
1914年3月14日，由周恩来发起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敬业乐群会召开成立大会，由他负责安排的抒发青少年爱国精神的新剧《一更钟》作庆祝演出，令人欲歌欲泣的剧情，多次赢得观众的掌声如雷的剧场效果，使青年周恩来第一次感受到新剧确实具有“激发国民爱国之精神”的社会功能。这年10月17日，南开学校举行建校10周年庆典，准备演出宣传妇女解放、破除封建迷信的新剧《恩怨缘》，因南开无女生，男女又不能同台演出，剧中的女角色一时找不到人演。有着愿意在各方面锻炼自己的周恩来，接受同学们的建议，冲破世俗偏见，自觉反串扮演女角。由于他认真排练，揣摩剧情表演出众，倾倒全座，一下子成为南开学校的最佳反串女名角，接连在《仇大娘》、《华娥传》等10多部新剧中都担纲扮演主要女角。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在表演艺术上注重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避免旧戏曲程式化。例如他为了演好《一元钱》中的富有正义感的青春少女孙慧娟，就与演男主角的同学李福景多次切磋，如何把角色的心灵美与外表美融为一体，因而在京津两地演出，获得了观众与专家的好评。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等十多种大小报纸在报道评论中都表扬了周恩来扮演的孙慧娟，当时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分别是：《演出轰动津门》、《周恩来扮演孙慧娟倾倒全座》、《美哉，周恩来反串妙龄女郎》、《南开学校应邀去京城演出》。
周恩来等人在北京演出新剧《一元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据南开学校话剧运动的史料记载，北京青年会赠送写着“誉满京师”四个金光闪闪大字的贺匾。有一篇评论文章，说周恩来扮演的孙慧娟：“头戴珠翠，高领掩衿，身穿粉红暗花缎小袄，右手系一方帕，下穿一色的绸棉裤；身姿窈窕，庄重矜持，身材纤长匀称，面容清秀文静，有一种诱人的个性魅力；演出的分寸感恰到好处，吐词轻言细语，节奏分明，优美动听，羞涩中含有真诚纯朴，伤心落泪时肩头微颤，精神毕肖，把一个爱情纯洁忠贞的少女，刻画得入木三分。”另有一篇报道说，著名京剧男旦梅兰芳先生看了《一元钱》的演出后，请周恩来等人座谈，切磋男女反串的表演技艺。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周恩来接见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时笑谈了这件往事，说：“30年前，南开校庆，我们排演了话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邀请我们赴京演出。”梅兰芳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南开学校第十次第二班毕业同学录》、《周恩来》名录中记载：“君于新剧尤具特长，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座，原是凡津人士之曾观南开新剧者，无不耳君之名，而其于新剧团编作饰景尤极赞助之功。”
幕前幕后“全把式”
周恩来除了反串女角担纲主演以外，对于新剧由幕表向剧本的提高和表演理论的探索，以及导演、布景制作等后台剧务工作等，都能勇于承担，认真钻研，并有创新之举。所以他被演职员们称之为幕前幕后的“全把式”。以编剧来说，在南开的话剧档案史料中，就保存着周恩来饰女主角孙慧娟演出《一元钱》的剧照和周恩来于1916年2月编纂并以他主办的敬业乐群会的名义由天津印刷局印刷出版的《仇大娘》剧本，据《周恩来谱》记载，周恩来于1916年7月暑假中，和南开新剧团长时子周等人赴天津高家庄编写新剧剧本。周恩来参与编剧和导演的新剧《一元钱》、《老千金全德》、《一念差》等十多部新剧，当时虽然处于话剧的起始阶段，但是周恩来等人就探索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与学习、借鉴西方话剧艺术相结合的具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新剧之路。他改编的剧本多数取材于传统旧戏曲的幕表制剧目。例如在京津两地久演不衰、享有盛名的《一元钱》，根据和周恩来同时编演此剧的老师同学回忆，周恩来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后说：“《一元钱》是根据明代杂剧《炎凉镜》改编的，原作者是马破悭道人，原剧中道家消极思想的糟粕必须去掉。”在改编中周恩来等人把该剧的时代背景移到了民国初年，成为时代新剧，又叫文明戏。周恩来修改后的剧本，针对当时政界军阀、保皇党等尔虞我诈的时弊，强化了对孙世富背信弃义的丑恶行为的批判和对孙慧娟仗义诚信的优秀品德的颂扬，所以每场演出都产生强烈的社会共鸣，可贵的是周恩来送给校董和校长审看的剧本七场序名被保存下来，即《等一场、周急》、《第二场、训子》、《第三场、罹灾》、《第四场、背约》、《第五场、巧遇》、《第六场、欺诈》、《第七场、好合》。具有创新精神的周恩来，在校长和英语老师的指导下，与同学合作，把《一元钱》的《第四场、背约》翻译成英语演出，使中西文化交融。
1916年6月，复辟称帝做了83天短命皇帝的袁世凯气闷而死，另一军阀头子黎元洪继任总统，此时年仅18岁的中学生周恩来，出于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对军阀之间权力换人、交替祸国的丑剧、闹剧，既要想办法公开进行揭露、批判，但又要躲过反动军警的抓捕镇压。他想着，想着，想到编导演新剧《一元钱》的影响和效果，又想到少年在家乡淮安和东北看过的假面具戏，就奋笔疾书，自编自导了一部新编《一元钱》的假面具广场活报讽刺剧。其故事大意是：“村妇”（周恩来饰）提着竹篮、拿着一元钱上场，先后遇到保皇党（常策欧饰）和政客（李福景饰）都想骗“村妇”手中的一元钱。“大军阀”说：“小媳妇”，你把一元钱给我们军队买枪打天下，打下江山给你10亩地。“村妇”把一元钱晃了晃说：“我这一元钱是给婆婆买药治病的，不能给你买枪去杀人。”保皇派接上来说：小媳妇，你把这一元钱给我们保皇党用于保驾大清皇帝重新坐龙廷，包你过上太平日子。“村妇”摇摇头说：“不行，不行！现在已经民国五年了，想做皇帝的人都死了，你还背对背运，靠皇帝治天下呢，不成，不成，一万个不成！”“政客”抢上前说：“小媳妇，你把一元钱给我贿赂竞选大总统，包你们农民过上民主的好日子。”“村妇”跺着脚，更加气愤地说：“去，去！滚，滚！我谁也不相信，我这一元钱谁也不给，赶快打一剂药、买一斤盐，给婆婆治病，回家好过穷日子。”“军阀”、“保皇党”、“政客”一齐动手把“村妇”推倒在地，气急败坏地同时抢“村妇”的一元钱，三人抢到一元钱，先高兴后惊讶，齐声说：“谁也别想花这一元钱！”“村妇”爬起来急问：“为什么？”三人一起回答说：“这不是钱，是已死的袁大总统的债券！”“村妇”气得大哭大叫：“老天爷啊！我上大当、受大骗了哇！”这一假面具活报剧有着强烈的反对复辟帝制、批判军阀、政客谋权、篡权、害国、误国的宣传作用，人民群众无不叫好，同时也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查禁。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等人在话剧开创的初期，就注意反映当时现实社会农村题材。以周恩来为主创人的编剧、导演、表演的五幕新剧《新村正》，描写了横行乡里、鱼肉人民的天津周家庄恶霸地主吴绅在辛亥革命后当上新村正的故事，揭露了流氓恶棍、土豪劣绅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塑造了农民革命者李壮国的正面形象，演出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被称之为中国早期话剧的重要成果，被北大新剧列为优秀剧目排演。据《鲁迅》日记所记，鲁迅于1919年2月2日、6月19日两次观看《新村正》。北京《国民公报》刊登高一涵的评论文章说：“《新村正》这出戏，是去年南开学校新剧团编的，是中国新剧中最合西洋剧原理的杰作，编剧人的根本方法，就是一个有什么说什么的写实主义。”
融合中外论话剧
这一时期，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周恩来虽然是一名刚刚成年的中学生，但是对新剧创作和表演的理论却和先行者们在一起，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据保存下来的史料，他在南开学校主办并向社会发行的公开报刊上的话剧文论有四篇。
其一是《本校十一周年纪念新剧记》，记述了话剧的故事梗概后的“记者曰”（类似今天的记者述评）的形式说：“盖改良社会，端赖感化劝导之功用，而新剧感人最深，迥非旧剧之声调音韵胜。明乎此，则吾校新剧不为虚演，观者不至无所动于中。”他的这种联系时政评论新剧“感化劝导之功用”的见解，被老师们评价为“按时系言，激昂慷慨。”
其二是在出版发行的新剧《仇大娘》剧本开头话中，周恩来在开头话中首先说明改编的原则是：“斯剧稿本系采诸《聊斋志异》，略加增减”。然后说明出版剧本的目的是：“本会急于将稿本付印，以飨观剧诸君。”也就是说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
其三是《试各述寒假之事况》一文中，周恩来记述了自己“编纂《仇大娘》稿本事，”评说“偕友人往旧戏园观新剧”。剧名《珠还合浦》，布景颇劣，饰者做作尚无大疵，惟人多南音，词多冗杂，听者不能了了，又弗克知其正旨，于是知新剧之难演矣。盖新剧在感化社会，若使观者探骊不得，则兴趣且无，又何领悟是云。”
其四是1916年9月18日起，在公开出版面向社会发行的南开《校风》上，分四天连载周恩来以“社论”名义发表的长篇话剧论文《吾校新剧观》，从南开编演的新剧实践而升华，简论了我国旧戏曲的演变、西方话剧的发展历史，重点阐明了新剧的功效、派别、剧本创作与艺术表演的理论观点。他很有创见地推崇“英国莎士比亚之言曰：‘世界为舞台，而人类为俳优’”的名言，进而郑重地指出：“是知今日之中国，欲将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籍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重要之主旨，又在合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他充分肯定新剧“言语通常，意含深远，悲欢离合，情节昭然。事既不外大道，副以背景而情益肖，词多出乎雅俗，辅以音韵而调益幽。以此而感昏聩，昏聩明；化愚顽，愚顽格。”特别突出的是周恩来在这篇早期的话剧理论文章中，言简意赅地对西方戏剧的“一曰古典主义之时代；二曰浪漫主义之时代；三曰写实主义之时代”的三大时期进行了论述，重点阐明：“现代写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曲。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进空前之发达。惟现代写实剧时代，发生二大潮流：其一表现极端之理想主义；其一偏于极端写实主义。斯二者为吾所急欲优劣于阅者之前也。”明确肯定“吾校新剧，于种类上已占有悲剧感动剧位置；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
著名教育家张伯岑校长是引进西方话剧来中国的杰出先驱者之一，他首次发现周恩来这篇戏剧专论，就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像周恩来明确提出‘写实主义’戏剧创作原则的，纵观天津和北京、上海等文化发达的都市，尚无先例，更何况又出自一名中学生之手，不能不称之为奇才之见解。对这种有望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开拓者的栋梁之才的幼苗，作为师长理应倾心竭力培育啊！”据我国的话剧发展史所载，在周恩来发表此文两年后的1918年《新青年》杂志4卷6期推出“易卜生专号”，把挪威的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作为一面旗帜来倡导。又隔了4年，即1922年，开创我国话剧的主将、留美归国的洪深和留日归国的田汉都主张做“中国的易卜生”，编演中国的现实主义话剧。
到日本留学的青年周恩来，原本是一心补习报考日本官费的高等学校，无暇考察研究日本戏剧。但是由于他对戏剧的爱好与见解，在两次高考落榜的苦闷之时看戏解愁，仍对日本戏剧有所感悟。他在1918年5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心里头闷得异常，晚饭后一个人跑到神田剧场去看新剧，为的是解解闷儿。当着现在家国艰难、友朋困苦的时候，我哪有心取乐也！不过是像‘放酒高歌’的意思，出出胸中的烦恼罢。剧场所演的剧，一出旧戏，一出新剧。新剧的内容还不错，我现在把他写下来。”他看好的是讴歌忠贞爱情的《波の鼓》，在日记中能详记下全部剧情，这说明周恩来对弘扬正义的日本爱情剧是爱好和倡导的。
演剧鼓舞战斗志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恩来以主要精力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组织领导天津地区爱国救国学生运动的同时，结合运用话剧吹响反帝反封建、警醒国民意识、激励民族斗志的战斗号角。他在筹备创办会报的初期，就应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邓颖超与张若名的邀请，帮助导演排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两出新剧，一出是歌颂我国古代替父从军保边疆的女英雄《花木兰》，另一出是讴歌高丽（即朝鲜）爱国主义志士安重根。在排练过程中，周恩来充分肯定她们学演新剧，宣扬爱国主义的积极性和表演水平后，诚恳地指出：“念台词不能像演讲一样，既要艺术化，又要生活化。花木兰和安重根在日常生活中说话也和常人一样，并非时时在发表演讲。要掌握剧情和剧中人物的身份，一般情况下说话的声调要自然平和些，到了节骨眼上，才需要充满激情，说得慷慨激昂。”周恩来又在实际示范后，谈了自己反串女角的体会，启发邓颖超要进入角色，注意反串的表演技巧，演安重根要像战友马骏、谌志笃等当代中国的安重根式的人物气质；演花木兰则要把握她生活中的真女性、从军后的假男性的双重特点，努力塑造好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爱国志士形象。经过周恩来导演的这两出弘扬爱国主义的新剧于1918年8月20、21日在天津的广东会馆剧场正式公演，场场客满，人人夸好，社会反响强烈，有力地推动正在进行的学生爱国救国运动的展开。
天津“五四”爱国运动史上，还记载着周恩来等爱国青年狱中演出进步新剧的光辉一页。在1920 年1月29日，周恩来和马骏等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核心成员，领导爱国学生五千余人赴直隶公署进行爱国请愿而被捕入狱，经过绝食斗争，被准许在狱中读书、看报，开学习研讨会，在纪念“五四”一周年，“五七”国耻日和被捕入狱100天的日子里，周恩来提议，在狱中因陋就简地演出鼓舞斗志的新剧。因为参加爱国运动入狱的南开老师马千里、时子周和学联会副会长马骏等人积极支持和参与，这一前无古人的创意，除了演出宣扬社会改良、反对旧思想、旧道德的新剧《一元钱》以外，还演出了揭露封建土豪劣绅残害人民的《新村正》和表现弱小民族反抗强敌的《救国境》等两出新剧，既鼓舞了因爱国救国而被捕入狱的难友，同时也感化了一些受过苦难的狱警狱卒。
由于周恩来青年时期在学习、探索、开创中国话剧的实践中，有着深厚的功底和良好的政治、艺术造诣，旅欧参与创建和加入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回国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期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时，首创革命军队的军旅话剧。组织建立了我国革命军队史上第一个军人剧团———黄埔血花剧社。在平定陈炯明叛乱的东征前夕，周恩来导演了由陈赓等人表演的话剧《革命军》，大大鼓舞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士气。井岗山时期，在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局书记的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同志领导与关怀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成立了战士剧社，排演了由周恩来审定的《杀上庐山》和《南昌暴动》等话剧。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和中共代表的周恩来，总揽全局，有力地推动了话剧运动的兴起，洪深、郭沫若、阳翰笙、曹禺、茅盾、老舍、夏衍等一大批话剧大家云集，有才艺、中术、中电、中万、中青五大剧团，演出了《屈原》、《天国春秋》等一大批话剧大戏名著。全国解放后，担任开国总理的周恩来，从1949年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始，直到1973年的《接见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的讲话》，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正确繁荣话剧的重要谈话和在“大革文化命”的浩劫中，对于话剧界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作品的关怀、保护与指导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所以话剧界的艺术家们，都由衷地亲切地称赞周恩来是“最懂行的好总理”、“最知心的好朋友”、“最尊重艺术规律的好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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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的七位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第三位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我国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创办的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始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所以又通称为黄埔军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建之初，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
从1924年5月25日成立政治部到1927年4月15日校长蒋介石叛变革命杀害共产党人止，将近3年整。政治部主任先后有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卜士奇、包惠僧、邵力子、熊雄等。这几位后来就像臧克家《有的人》诗中写的那样：有的成了反共专家，“他的下场可以看到”；有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第一任:戴季陶“不辞而别”
1924年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然而，就在军校开学不到一个月，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突然不辞而去。戴主任戏剧性地失踪，全校师生甚感莫名，流言蜚语顿时在军校传播开来。一些右派学生乘机造谣，说戴的离职是共产党背后捣鬼，想排挤、打击国民党。其实，戴的离职是由国民党右派间的矛盾而引起的，与共产党无一丝牵连。
戴季陶，又名传贤。早年他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运动。辛亥首义时，为保卫汉口他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为上海光复，他又积极策划，领头打前锋，并在以后的护法斗争中因口诛笔伐袁世凯而被捕下狱，名噪江南。可以说，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斗争中，戴季陶是一员革命的干将、马前卒。因而，他深得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他将孙中山的一些重要的讲话记录下来，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在孙中山去世后，他便以全权解释孙中山的理论权威面目出现，著有《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书，号称“国民党的理论家”。“五四”时期，戴季陶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时，曾参与由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出版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著作，在介绍苏俄政治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并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然而，最终他的世界观还是未能转到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来。
1927年，戴季陶积极参加与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1949年2月，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之时，他在广州服毒自杀。
第二任：邵元冲“之乎者也讲三民主义”
戴季陶神秘地失踪后，政治部主任一职由原政治部副主任邵元冲代理。此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后又赴日本谒见孙中山。辛亥革命后返国，主编上海《民国新闻》。其后他一直追随孙中山，参加反袁斗争，并就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机要秘书，深得孙中山的信任。1923年，受孙中山指派与蒋介石一道代表国民党赴苏俄考察。
邵元冲把政治部主任一职当成一个官来做，既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教官，和党代表廖仲恺很少打交道。每个星期里，邵元冲由小汽艇送到岛上来做几次政治演讲，讲完后夹上公文包便又匆匆离去。他的每次演讲内容，不外乎从孔孟的“忠孝礼义”联系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阐述“三民主义”的基础来自孔孟的仁义、仁爱之道。他所演讲的这一套不仅一般学生十分反感，就连国民党学生也认为他歪曲了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内容，时常起哄，赶他下台。好在邵元冲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并未将这群乳臭未干的黄毛学生的戏言当回事，仍旧摇头晃脑地讲他的孔孟之道，不管学生是否在听，久而久之，以后每当邵主任作政治演讲时，学生们要不就酣然入睡，要不就随意聊天，好不自在。因而大家戏称他为“催眠术主任”。在邵元冲所主持的政治部，其实是个空架子，只有两位担任记录工作的书记，成了实实在在的“聋子的耳朵———摆设”。对此全校师生极为不满，一致强烈要求撤换邵元冲。情况反映到廖党代表那里，廖党代表接受了师生们的强烈要求，经同蒋校长、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会商，决定请中共方面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12月，邵元冲应蒋介石电召入陕。“西安事变”发生时，被士兵开枪击伤，不久死去。
第三任：周恩来“开革命风尚，除陈腐污垢”
周恩来于1924年8月底从法国回国后，在广州从事工人运动。当廖仲恺提出希望中共方面能推荐一位适当人选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时，中共广东区委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派周恩来去军校接任这一职务，并同时兼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后，将政治部从广州市迁进军校，并着手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开革命风尚，清除陈腐污垢，使军校政治面貌大为改观。他建立和健全了中共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团员，使中共在黄埔军校的势力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入校，中共党员人数由占学生总数的8%上升到30%左右，并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左派师生。为加强军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从第一期学生队中选调了李汉藩、杨其纲、蒋先云、李之龙等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
针对蒋介石在军校大搞曾国藩、左宗棠治兵那一套，周恩来重新订立了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革命史》等课程，增加了政治教育的分量，丰富了政治教育的内容，并先后请来恽代英、肖楚女、张秋人、熊雄等中共党员任军校政治教官；请来鲁易、聂荣臻等中共党员任政治部秘书教官。一时间，在军校师生中形成了研读政治书刊，注意社会潮流的极其活跃的政治局面。周恩来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重与爱戴。
1925年1月下旬，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将组建起的黄埔学生军投入东江战役，彻底消灭陈炯明这股叛匪部队。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协助蒋介石、加伦将军在前线指挥作战。这样，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卜士奇挂名代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第四任：卜士奇“工作繁忙挂名代理”
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卜士奇挂名代理。卜士奇由于工作忙，一个多月未到职视事，后改由包惠僧代理。
卜士奇，湖南人。留俄甚早，留俄同学都称他为“老大”。曾任加伦将军的翻译，东征陈炯明时，他和加伦将军及邵力子与蒋介石生活在一起。蒋经国在俄，曾得到他的照顾。抗战时，任张冲的副手；张冲逝世后，接任顾问事务处处长。后在台湾去世。
第五任：包惠僧“小心谨慎四平八稳”
卜士奇挂名政治部代理主任期间，由于其他工作繁忙，很少到军校来，军校内的思想政治工作松弛下来，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情绪日趋严重，直到个别人开枪行凶。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区委应廖仲恺请求，派包惠僧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
号称“栖梧老人”的包惠僧在1921年7月，曾代表陈独秀出席中共“一大”，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在他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前，曾兼任我党领导的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此人工作一向四平八稳，小心谨慎。包惠僧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首先极力与当时军校的教育长钱大钧搞好关系，想通过他做好国民党右派师生的工作，劝他们不要在军校内闹事。对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还是照旧。包惠僧把政治课程安排得很紧，每天两次至四次，每次两小时， 这样把学生每日的时间掌握得很紧，使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和军事课程以外，其余的时间都在课堂上听政治课。就这样，在包主任的竭力维持下，军校内这段时间里，既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也没有再闹出大的乱子。表面上看，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倒还相安无事，但双方的仇恨却越积越深，随时都有可能如火山爆发似地再次较量。
随着第二次东征战役的进行，前线急需政治工作人员，经周恩来与蒋介石商量，调包惠僧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从此，包惠僧离开了黄埔军校。
新中国成立后，包惠僧曾任国务院参事等职。1979年7月，在北京病逝。
第六任：邵力子“中庸之道打‘哈哈’”
包惠僧调任东征军第三师党代表后，军校政治主任一职，便由当时军校秘书长邵力子代理。
邵力子，字仲辉。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上海大学副校长，并与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南社。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民国日报》，任主笔10年，并兼编《觉悟》副刊。“五四”运动后，他参与陈独秀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邵力子代理政治部主任时，仍还是一名共产党员。虽然如此，但他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很深。邵主任在军校主持政治工作，可说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参政。每天上午，邵力子都要到军校转转，除了作一些非他讲的政治演讲外，其他的一些事情全都推给政治部副主任熊雄去处理。他与军校师生们的关系采用“中庸”之道的方法，打着“哈哈”。邵力子在军校没呆多长时间，随着北伐战争的兴起，便离开了军校。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于1926年11月退出共产党，追随蒋介石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邵力子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张治中任主任委员，邵力子任第一副主任委员。邵力子以其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经常通过广播、通讯、发表讲话等方式对台湾军政人员进行争取工作，对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事业做了不懈的努力。1967年12月25日，邵力子因年事高在北京逝世。
第七任：熊雄“孜孜不倦办校刊”
熊雄原名祖福，早年参加反袁斗争，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后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熊雄于1919年11月赴法勤工俭学，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新路。1922年3月，熊雄又离法赴德留学，并在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又与周恩来、刘清扬、萧三等人发起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正式改名为共青团)。
1925年6月，熊雄奉命回国，就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在广东革命政府举师第二次东征，讨伐叛贼陈炯明时，熊雄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秘书长，协助主任周恩来工作。东征胜利后，熊雄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虽说主任一职由邵力子代理，但实际上，军校政治部工作由熊雄主持。邵力子随蒋北伐后，熊雄接任政治部主任。
熊雄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先后邀请了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鲁迅等到军校作报告。与此同时，他孜孜不倦地教导青年要分清敌我，热爱工农，团结群众；要做到不贪钱财，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抛弃个人功名利禄观念，为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和工农的利益而奋斗牺牲。
熊雄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收到成效，还创办了《黄埔日刊》，并通过定期举行各种讨论会、组织宣传队、参加民众运动等多种形式，对黄埔学生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教育。曾是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的许光达大将在回忆录中说：“熊雄，不高的身材，和蔼的容颜，刻苦耐劳的精神……他指明了我们瞄准的方向，鼓舞我们沸腾的热情，使我们一直打到武汉、南京，消灭了武器比我们优良、力量比我们强大的吴佩孚、孙传芳，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使帝国主义者胆战心惊，这就造成了我们黄埔的光荣，震动了东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大屠杀。广东国民党反动派也于4月15日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他们慑于熊雄在广东和军校的威望和影响，不敢公开下手，于是便采取欺骗手法，将熊雄秘密逮捕，然后，在一个深夜里将他杀害。熊雄英勇就义时年仅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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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一代伟人亦是诗人一读这个题目，也许不少读者要感到惊奇。在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毛泽东是诗人，实属当之无愧，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大气磅礴，气壮山河。陈毅是诗人，也是名副其实，一曲《梅岭三章》悲壮绝伦，令人荡气迥肠。然而称周恩来为诗人，似乎难为人所共认。殊不知，周恩来一生中虽然诗作不多，但不是说他不善作诗，而是在他“认定的主义是不变了”之后，一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幸福竭智尽力，日理万机，奋斗终生，写诗的时间也就难免被挤掉了。目前，周恩来流传下来的一些诗作，大多是在青年时留下的，无论是古体诗，还是白话诗，无不是隽永深醇的上品诗作。
古人曰：“诗言志。”周恩来的早期诗作既非咏花吟草，也非歌山唱水，或借景抒情，或咏物明志，或勉友抒怀，或忧国思民。现摘录数首，以飨读者。
《春日偶成》是迄今见到的周恩来最早的诗作，诗曰：“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这首诗发表在1914年10月《敬业》杂志创刊号上。《敬业》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时与一批同学组成的“敬业乐群会”的会刊。此时正值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虽然被推翻，可是，外敌侵凌，内政腐败，军阀横行。周恩来目睹时艰,爱国心切，忧国忧民，见诸言行，并与同学们创立了“敬业乐群会”，此诗发表时正当袁世凯暗害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勾结帝国主义，废各省都督之时。神州大地“烟霾布正浓”，中华民族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中，此诗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1916年4月出版的《敬业》第四期上，又发表了周恩来的诗。
送蓬仙兄返里有感
（一）
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津门岂偶然。
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蛰下酒话当年。
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
待得归农功满日，他年预卜买邻钱。
（二）
东风催异客，南浦唱骊歌。
转眼人千里，消魂梦一柯。
星离成恨事，云散奈愁何。
欣喜前尘影，因缘文字多。
（三）
同侪争疾走，居独著先鞭。
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
群鸦恋晚树，孤雁入寥天。
惟有交游旧，临岐意怅然。
张蓬仙是周恩来在南开时的同学好友。1915年11月张蓬仙退学回吉林，别离时，周恩来赠诗三首。全诗似乎写的是学友别离之情，然深蕴周恩来为国为民的冲天志向，一腔爱国热情溢于言表。
1917年夏，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毕业，并东渡日本留学。东渡时，周恩来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流颂千古的律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高唱“大江”之歌，出国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表达了周恩来为振兴中华而求学的豪情壮志。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恩来曾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这与周恩来少年时便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壮志是一脉相承的。在日本期间，周恩来阅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著作，在彷徨、苦闷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19年4月，周恩来在樱花盛开的岚山，写下了几首白话诗。现节录其中一首：
雨后岚山
山中雨过云愈暗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些宗教、礼法、旧文艺……
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
美观……的制人学说
登高远看，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
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以后“将何所恃”？
该诗表达了周恩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心头的喜悦和振奋，对于救国救民充满了希望。也因此，他毅然“返国图他兴”，于1919年4月回到了祖国。
周恩来总理：一代伟人亦是诗人不久，“五四”爱国运动暴发，天津学生热烈响应，并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由周恩来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以这张报纸为基地，议论时事，以唤起民众，并于1919年9月16日成立了爱国进步团体“觉悟社”。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但爱国的运动并未终止，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勾结起来欺压中国人民的事件仍不断发生。1920年1月19日，天津高校学生五六千人，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蛮横的军警将学生代表全部逮捕。在狱中，周恩来与被捕代表顽强抗争，并多次在狱中宣讲马克思主义，当年的《检厅日录》中曾记载了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情况，他曾先后六次宣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等，在1920年，如此系统地宣讲马克思主义，这在我国是甚为罕见的，可以说周恩来是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之一。
在狱中时，周恩来已经考虑将来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探索救国的道路了，当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将要去法国勤工俭学时，周恩来在狱中写了一首长诗赠送他，下面即是其中的三段：
三个月没见你/进步的这般快了
前些日子念强来说/你要往英
我以为不过说说
过几天丹文又来说/你要往法
我也以为不过说说
哪知不几天
你来别我/当面告诉我
你能去了/你竟去了
到那里/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炼你的才干/你保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推翻旧伦理
全任你这心头一念
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行行珍重
你竟去了/你能去了
三个月没见你/进步的这般快了
诗中书写了离情别意，更多是勉励同学“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信中还说到“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说明周恩来此时已考虑去欧洲了。
1920年7月17日，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周恩来等被捕代表，本来周恩来已经考上了新创办的南开大学文科，但因其被捕，不能再上学了，为了进一步研究“主义”，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周恩来来到了法国。
在法国，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于1921年3月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八个建党发起组之一，周恩来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周恩来在旅欧期间，一直还与国内“觉悟社”保持联系，当他得知觉悟社的社友黄爱于1922年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并连砍三刀，惨死在长沙浏阳门外的消息时，无比悲愤，提笔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壮丽新诗：
壮烈的死/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了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哪有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感人的永别
永远的感人
不要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洒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这首诗不仅歌颂了烈士誓死如归的精神，更表达了周恩来作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世界观、生死观，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仅体现于周恩来的一生，也激励着无数革命者和后来人，在他后来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为民族的解放、共和国的建立，鞠躬尽瘁，无怨无悔，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一直把人民利益、革命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生死置之度外，并与邓颖超相约，去世后将骨灰撒向了祖国的江河大地。
他把这首诗寄给国内的觉悟社社友，并在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1924年7月，周恩来遵照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从此，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幸福南征北战，共和国成立以后担任国家总理达26年之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戒马倥偬并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担任共和国总理以后，日理万机，为国事奔忙，哪有时间再去写诗？但当我们读到周恩来年青时的一些诗篇时，可以想见周恩来已经具备了优秀诗人的品质。他的诗作虽然不多，但他的作品将与他的名字一起流芳百世，周恩来无愧于诗人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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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周恩来是最优秀的政治家
1998年3月5日是一代伟人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在美国政要中与周恩来接触最早最多的，首推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不久前，记者就采访意图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很快就欣然答应了。
采访那天，记者按时赴约。他刚刚送走了一批客人，便立即过来握着记者的手诚挚地说：“我对周恩来是有感情的。如果你不是中国记者，我还真抽不出时间来接受采访。”接着，他把记者领进他的办公室。他主持的基辛格事务所位于纽约市公园大道350号26层。这是一间典型的学者兼政治家的办公室，没有多少装饰，满屋子都是书籍和他与各国政要在一起的照片。
落座后，记者请他谈谈对周总理的印象。基辛格博士说：“周恩来智慧超群、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他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在我见过的外国领导人中，周恩来是百里挑一的人物。他和戴高乐等人都属于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家。”
当谈到70年代初他秘密访华的经历时，基辛格博士显得异常兴奋。他说，“那可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那时有关中国的知识全部来自班子里的助手给我准备的那一堆材料。当时，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是，当我与周恩来在一起会谈时，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两位大学教授在探讨国际形势，互相启发，谈笑风生。周恩来了解国际形势的深刻程度是惊人的”。
基辛格博士是蜚声世界的外交家。在谈到周总理的外交风格时，他说那是“非常典雅”的。他说，“我和周恩来的会谈通常都是从下午3时开始一直谈到晚上，甚至半夜，只在吃饭时才停下来。在这么长的会谈时间里，从来没有人进来请他去接电话或送文件要他批示。他总是显得那么从容不迫。这不仅说明他能力非凡，而且也是对客人的尊重和礼貌。”他说，他曾开玩笑地对周总理说：“如果你到华盛顿来，我会感到难堪的，因为那里的高级官员做不到这样。”他还感慨地说，“周恩来对人谦虚礼貌是处处都体现出来的。尽管我们之间级别不同，周恩来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轮流举行。这样，他来拜访我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会一样多。我当时只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而不是国务卿”。
基辛格认为，周恩来的卓越外交才能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还可以从1972年中美联合发表的《上海公报》中反映出来。他说，美方提出的初稿使用传统和通常的写法，共同点写得模糊不清，分歧又用套话加以掩盖，看起来似乎共同点很多，实际却不然。周恩来看了以后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的。”后来，中方交给我们一份备忘录，它的写法是先把双方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列出来，然后再谈共同点，这样反而使共同点显得更有分量。于是我们接受了。他深有感触地说：“两国之间公报的这种写法，我以前从未见过。就我所知，在外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实际上这是一份很好的公报。”这时，基辛格讲了一个小插曲：1972年尼克松一行访华参观十三陵时，有关部门的人为了使场面热闹些，在大冬天组织一些小孩子们穿着花衣服在那里唱歌跳舞。一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对此提出疑问，认为这是事先安排的。周恩来知道后，当面向尼克松、基辛格等人表示道歉，并对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提出批评。这件事使基辛格对周恩来更加钦佩。
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作出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决策。作为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先行者，基辛格一直关注美中关系的发展。他高兴地说，美中关系现在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江泽民主席去年访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江主席在访问中显示出的娴熟外交艺术为美中关系创造了良好气氛，双方达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共识。他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能够取得进一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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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爱情书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了《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费虹寰、赵春生、刘春秀编著)。这本通信选集共搜集了他们来往的74封书信，既有 他们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懈探索，也有对理想与信念的孜孜追求；既有彼此同志式的关心与叮嘱，也有夫妻间的情感交流；既有对新朋故旧的关照，也有对长者晚辈的亲情，是深入了解、研究和学习两位 政治伟人的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通信反映出这对革命家夫妻纯美优雅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感情天地充满了蓬勃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周恩来的书信温柔蕴藉，看似平淡的叙述中充满诚恳和关爱；邓颖超的书信热烈奔放，滚烫的倾诉中流露出坚定和昂扬。这些书信呈现给我们的不是符号化、脸谱化的面目，而是真实可感、血肉丰满的心灵图景。下文即摘自该书。
来：
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你走了，好像把舞场的闹热气氛亦带走了！昨晚的舞厅却是冷淡而减色呢。钟声未响十点，男女舞星都散场回窑了。“怎么散得这样早？”我问。“快垮台了！”三元答。“今天人不多吗？”超复问。“顶多不过二十对。”“女的少极啦。”我心里想，走了一个跳舞男星，就这样减色了么？——一笑。
但当舞厅音乐奏起来的时候，还是那些照旧的调子——《西宫怨》、 《梅花三弄》……当音乐声声送入我的耳里的时候，亦还照旧觉得那些跳舞的快乐的人们中有个你在。然而当情感透过了理智，环顾眼前的现实，才意味到你已离开了延安，于是我便惘然了！你如何慰远人之念呢？
你走了，兄姊和妹子们都很关心我，频来慰我的寂寥。大姊、小崔、瑞华，尤其是小浦、云臻、彭总诸人。感谢她、他的友爱情谊， 然而却不能减释我对你的想恋！你一有可能与机便，还是争取飞回来吧！我热烈地欢迎你！
你走了，渝办寄来各件，已处理，你可勿念。
你到渝后，所见所闻，欢乐趣讯，望你尽可能地告我一些，以使我亦得分享其乐。愿望渝机来时，得在你读我信之先，先得你给我的信，想你不致令我失望吧？
你到渝后不久，正届妈妈的四周年忌——十一月十八日。你如有暇便，望一扫二老之墓，代我献上一些鲜花，聊寄我的哀思啊。你事忙，不一定限于是日。
你到渝后，如果有信给朋友，你如愿如约给我传的话，我真心愿意做一个和平贤淑的使者——现代的“红娘”，你以为如何？
深深地吻你！轻轻吻你！
你的超
一九四四.十一.十二延安
代我致意一切相识的朋友！
古今中外，咏叹离别之情的诗文多得不计其数。可是，邓颖超既不是诗人也不是艺术家，她的满怀离愁别绪无法通过华美的辞藻和生动的意象表现出来。于是，在她给前往重庆谈判的丈夫周恩来所写的家信中，一句“你走了三天了，我可想你得太！” 便赫然在目了。它朴素而真实，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也没有半点的无病呻吟，这短短的呼喊，就像是从邓颖超的心底中发出的，使人的 心灵为之震撼。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三日不见，又当如何？邓颖超任满腔的思念在纸上流淌，那种细微的幽怨，那种殷切的挂念，那种心灵对心灵的理解于是也就在我们的眼前铺展开来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一对有着特殊婚恋观和价值观的职业革命家， 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有着鲜明的阶级特性、时代特性和职业特性。在他们的一生中，尤其在艰难困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们的离别就像一日三餐一般平常，这平常中又蕴藏着很多耐人寻味的人生意蕴，引起人们美好的遐想和由衷的感叹。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都是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着，为了革命的利益，服从革命的需要一直都是他们分别的原因。
1925年8月8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日子，他们没有仪式、没有满座的高朋，有的只是久别重逢后的欣喜和温馨美好的新婚之夜……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走了，他此时正在忙于指挥省港大罢工，邓颖超也离开了新婚的小家，到广东区委上班去了。也许这聚少离多的生活在一开始就已注定？
1927年4月，中国大地上风云突变。原本正在进行合作的国共两大政党，因为蒋介石的叛卖活动突然交恶。 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指挥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大开杀戒，中国大地顿成人间地狱。
这时的周恩来正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他是1926年12月被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在上海短短的3个多月时间里，他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革命工作的需要使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得不暂时分离。正当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动手了——
此时的邓颖超正在羊城广州一家德国人开办的 医院里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难产。
邓颖超肚子里的孩子体重超过了正常标准，三天三夜她都生不下来。当时的妇产医院还不能施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孩子头颅受到严重损伤，生下后不幸夭折。邓颖超内心极度痛苦。
这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周恩来大革命时期随队东征时，被邓颖超私自做主打掉了。那时她心中所想的完全是工作和革命，总是觉得过一段时间再要小孩子也不迟。后来，邓颖超来到汕头见到周恩来，把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他的丈夫。周恩来听后勃然大怒。新婚后，他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
“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形而上学嘛！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扼杀？而且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经周恩来这一顿批评，邓颖超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住地道歉。
可是这一次分娩竟然又是这样不走运，同时还赶上了一个血雨腥风的时节，周恩来也不在身边。邓颖超此时多么需要丈夫的安慰和爱抚啊！
她也许不知道，蒋介石已经悬赏20万银元捕杀周恩来。周恩来虽 然在严重的政治变故当口一直忙于转移干部和组织反击，但他仍然记挂着在广州生孩子的妻子。他想，上海“四·一二”事件绝对不是孤立的，广州也一定不安全。于是，他给广州军委机关发了密电，要小超速离广州到上海来。
当时的广州在军阀陈济棠的统治之下，4月15日，也开始了大规模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位于南华银行二楼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机关遭到搜查。幸亏一位同志十分机警，搜查前刚好把才收到的周恩来给邓 颖超的电报交给一位工友，让他务必交给邓颖超。
那天刚拂晓的时候，大批军警包围了中山大学。中共中山大学党 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陈铁军舍命爬过墙头，侥幸逃脱，将事变发生的消息告诉了医院中的邓颖超。此时，邓颖超也刚刚收到了工友送来的周恩来的密电。
形势危急，怎么办？幸亏在这家德国医院的医生王德馨和护士韩日修仗义帮忙，邓颖超和母亲杨振德才躲过军警的严密搜捕。在王大夫和韩护士的巧妙安排下，她们乘医院到香港购买药品的小火轮，前往香港后辗转来到上海。她和母亲杨振德通过秘密的登报找人的办法，才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此时已经是5月1日了。
周恩来将邓颖超安排在一家日本福民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了， 令周恩来和邓颖超痛悔万分——由于邓颖超生孩子时过度紧张疲劳，产后又没有休息好，她的子宫没有收缩，很可能今后不能再怀孕了……
为了革命事业，周恩来和邓颖超永远失去了做父亲和母亲的机会，这一损失是不能弥补的，可是想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理想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就不再痛苦了，重逢的喜悦充溢在两人彼此的心胸，虽然形势严酷，但心中却依旧甜蜜幸福。
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刚刚开过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 恩来虽然没有出席，但他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5月22日，刚刚来到武汉的周恩来列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25日的 常委会议上，周恩来任军人部长，并决定他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张国焘的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 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斗争的形势瞬息万变，7月，武汉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给困境中的共产党又一次致命打击。在节节招架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决定以 革命的武装方式来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疯狂屠杀，为死难的烈士和工农大众报仇。
7月下旬，周恩来准备秘密从武汉来到南昌。刚刚重逢两个多月、 历经劫难的这对革命夫妻，又要面临着新的分离了。
关于当时的情况，邓颖超有过这样的记载，其中既有当时的紧迫 形势的描述，还有心理活动。她写道：
“(周恩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无论是同志间、夫妻间，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死别呀！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失败了，身染重病的周恩来在聂荣臻、叶挺和杨石魂的护送下，乘一叶小舟飘到香港养病。他的病很重，当他在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他马上就问身边照顾他生活的范桂霞：“你认识不认识邓颖超？”
“我当然认识邓姐姐”，范桂霞迅速回答说。范桂霞是中山大学学生，参加过“新学生社”，担任过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中山大学斜对面便是广东区委，她经常到那里找邓颖超寻求工作上的帮助和指导。
“你知道邓颖超现在在哪里？”周恩来关心地问。
“我听说，她已到了上海。”
“你没有骗我？”周恩来认真问范桂霞。
“我怎么会骗您？”范桂霞摇摇头，认认真真回答。
这下周恩来才彻底放心了，他沉沉地睡去了……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开始了在上海的地下斗争和生活。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上海也成了不可久留之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 分别于1931年底和1932年4月来到了中央苏区。
在苏区，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直接导致了红 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十万红军不得不西行踏上漫漫长途。 没有人知道前方和目的地在哪里？连周恩来这位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 军总政委都不知道博古和李德在地图上的红铅笔要指向哪里？
转移前，邓颖超正在患肺结核病，想到漫漫长途之中自己会成为 部队的拖累，她曾向组织上提出要留下来，最后还是由组织上决定她 随军行动。这项是走还是留的决定的影响要到后来才看得清楚，留在 苏区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共高级干部，许多人都在敌人的魔爪之下牺牲了，比如瞿秋白、何叔衡等等。邓颖超顽强地支撑着病体，在休养连的队伍里艰难行进着。而周恩来则随中革军委行动，两人虽同在队伍里，除了在遵义时曾短暂地相聚和有时打个照面之外，平时很难见面。
红军长征到毛儿盖，周恩来病倒了。
这次周恩来的病势十分险恶，且来势凶猛，连续几天高烧，不能 进食，肝区肿大。邓颖超闻讯急急赶来，焦急地守候在丈夫的身边。 她俯身看着病势沉重的周恩来，心中万分沉重。医生经检查，周恩来被确诊为阿米巴肝浓疡，急需排脓。但是当时条件无法消毒，不能开刀或穿刺。只好采取用冰块冷敷的办法，控制炎症的发展。
邓颖超在周恩来的担架边苦苦守候了三天三夜，终于苍天不负有心人——
这一天，周恩来早晨终于醒转，呻吟着嚷肚痛，然后就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就这样烧慢慢地退去了，周恩来奇迹般地在地狱门口回转了。
也许，就是伟大的爱情奇迹挽救了周恩来的生命！但是，邓颖超又要回到干部休养连了。几天的朝夕相处又变成了咫尺天涯，但两颗心还在不断撞击出感情的火花并不断得到升华……
1937年5月，为了治疗肺结核病，邓颖超在组织的安排下化名来到北平西山福寿岭平民疗养院。在这里，邓颖超的公开身份是“李知凡太太”。
这是一次难得的幽静的休养，可是邓颖超的心中却不时掀起阵阵波澜。时局发展得很快。华北局势瞬息万变。由西北大联合演变成的扭转时局的西安事变，正在推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局面逐渐形成。这种种事变中到处都有周恩来的身影浮现，都有他的智慧在闪光，邓颖超越发思念起他来了。
一天，邓颖超和她的新朋友胡杏芬小姐有了如下的一段对话：
“我的太太，你的先生是怎样一位人呢？”胡杏芬问。
“他呀，浓眉毛，大眼睛，高个儿，阔肩膀，聪明能干，极有才华，更有气派，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这是邓颖超给周恩来描绘的一幅活脱脱的画像。
胡杏芬怎样也不可能想到，这位被“太太”深爱着的李知凡先生就是不久前在西安古城中纵横捭阖、力挽狂澜的大名鼎鼎的著名中共领袖周恩来，而眼前这位聪明温柔、大方得体的“太太”就是名闻遐迩的邓颖超。
1944年11月10日这次离别，是在周恩来为实现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调处下的国共谈判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次分别在别人的眼中与平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可是邓颖超这样写道：
“这回分别不比往回，并非惜别深深，而是思恋殷殷！这回我们 是在愈益热爱中分别的，何况在我还有歉意缭绕心头呢！我真想你得太！
你走了，似乎把我的心情和精神亦带走了！我人在延安，心则向 往着重庆。有时感觉在分享你与两岩内外故人相聚之欢呢！”
这种感情恐怕只有邓颖超自己才能体会，它属于私人感情的范畴。 有谁知道年届40的邓颖超在经历了20多年的革命实践和人生风雨后，内心里存留下怎样的沧桑和纠结百转的情愫？
然而，革命尚未成功，战争还在继续。一个像邓颖超这样的革命 者自然要以革命利益为重，哪里顾得上小我的悲欢离合的感受？一个革命者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此显露无疑。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是包 容在他们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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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周恩来大事年表
1898年
3月5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绍兴县（今绍兴市）。
1910年 春，到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入银岗书院读书。秋，到奉天府（今沈阳市）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东关模范学校）学习。
1913年
春，到天津。8月，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1917年
6月，南开学校毕业。9月，赴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19年
4月，离日本回国。参加五四运动，是天津学生界主要领导人之一。9月，参与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入南开学校大学部（后改为南开大学）学习。
1920年
1月，在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被捕。在狱中宣讲马克思主义。7月出狱。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
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1922年
6月，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宣传工作。
1923年
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之部”，任书记。11月，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当选为执行部总务科主任。
1924年
7月，奉调回国，9月抵广州。10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
1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在中共广东区委内改任常委兼军事部长，参与领导黄埔军校校军进行第一次东征。8月8日，和邓颖超结婚。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少将军衔。10月，参与领导第二次东征。11月，被任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
1926年
2月，任第一军副党代表。3月，“中山舰事件”后，和毛泽东等主张反击蒋介石，未被采纳。12月，至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1927年
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总指挥。“四一二”事变后，主张“迅速出师，直指南京”，“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12日，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8月1日，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南昌起义。
1928年
夏，筹备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任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11月回到上海。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9年
8月，兼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起草中央8月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口授并审定中央9月给红四军的指示信，阐明红军的任务、前途、战略、发展方向等，指出毛泽东仍应为红四军前委书记。
1930年
3月，离上海去莫斯科。7月，在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8月回上海。9月，和瞿秋白一起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1年
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12月，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
10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3年
春，和朱德领导红军战胜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4年
2月，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0月，参加长征。12月，在贵州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西渡乌江北上。
1935年
1月，出席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委托周恩来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四川省懋功以北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代表中央提出红军应北上川陕甘创建根据地，得到会议一致通过。此后经过与张国焘的斗争，和毛泽东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0月到达陕北苏区。
1936年
4月9日夜，和张学良会谈，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代表到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7年
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杭州、庐山、上海、南京等地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7月，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到山西开展华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对日作战工作。12月，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为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成员。
1938年
参与领导长江局所属地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建和发展。3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9月，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2月到重庆。
1939年
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任书记，领导南方各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2月，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任务等。3月，回祖籍绍兴，并指导浙江等省中共地下党工作。6月返延安。7月，因坠马右臂骨折。8月，赴苏联就医。
1940年
3月，回到延安。5月，到重庆继续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
1941年
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封锁消息，周恩来为《新华日报》书写题词和诗：“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并在中共南方局内部署应变措施。
1942年
组织中共南方局干部参加整风学习。
1943年
为配合整风教育，多次召开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党员干部会议，讲述中共党史。7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中共七大筹备工作。
1944年
5月，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主席团成员。10月，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节庆祝会上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说，指出挽救当前国内危机的唯一正确方案是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11月，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12月，回延安。
1945年
1月，再到重庆谈判。2月，回延安。4至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和毛泽东、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和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谈纪要》上签字。
1946年
1月上旬，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同马歇尔、张群组成的三人委员会，通过谈判，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至31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5月3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随后与军事三人小组其他两方人员赴湖北宣化店阻止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并同中原部队领导人研究、部署了突围方案。这期间，周恩来极力防止内战，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但国民党军队终于在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返延安。12月，兼任中共中央城工部部长。
1947年
3月18日，和毛泽东等撤离延安，之后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同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二条战线斗争。8月，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
4月下旬，到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今属平山县），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
3月25日，和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4月，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谈判，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6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2月，指出中国经济建设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领导。
1950年
1至2月，和毛泽东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准备越过“三八线”。30日，周恩来指出“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上旬，美军越过“三八线”向朝中边境进犯。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组织和领导抗美援朝战争。
1951年
2月，周恩来、陈云等六人领导小组成立，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编制工作。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直接领导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12月，兼任中央转业委员会主任。
1952年
4月，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指出我国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8月，主持拟出《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提出“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
1953年
1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主席。12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 年
2月，主持研究国家体委工作，提出要为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锻炼身体。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6月下旬，访问印度、缅甸，与两国总理分别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7月，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回国途中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苏联、蒙古。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仍兼外交部部长。12月，当选为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1955年
3月，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西藏工作，指出要想方设法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由国家给以财政补助。4月，率中国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会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双方签订了《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6月，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讲话。
1956年
1月，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主持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5月，谈文艺要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11至12月，访问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
1957年
1至2月，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印度、尼泊尔、锡兰（今斯里兰卡）。8月，在青岛出席民族工作座谈会，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政策。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陆海空军军官大会上作《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的报告。
1958年
2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6月，批准创办中国科技大学。
1959年
1至2月间，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4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
1960年
4月，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5月，访问柬埔寨、越南、蒙古。8月，接见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等，提出对日贸易三原则。8至9月间，主持制定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方针在翌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10月1日，和缅甸总理吴努签订中缅边界条约。
1961年
1月，率友好代表团访问缅甸。4至5月，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调查研究。10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1962年
1至2月，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在会上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指出：“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3月，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戏剧创作会议上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并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4月，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致闭幕词，着重讲我国国内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提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11月起，主持领导尖端科技的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
1963年
1月，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2月，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阐明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点立场，随后访问了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
1964年
1至2月，访问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提出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10月，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提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宣布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分两步走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965年
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3至4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6月，访问巴基斯坦、坦桑尼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7月，到新疆视察。
1966年
3月，赴河北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6月，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5月后，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中，为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继续进行，为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1967年
1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2月，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会上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7月，在江青、康生等煽动下，“造反派”在中南海西门外成立“揪刘（刘少奇）火线”，围困中南海。“揪刘”活动持续近一个月，周恩来多次批评“造反派”，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他们的罪恶企图未能得逞。
1968年
极力维护工农业生产，制止武斗，解放干部，促进联合。12月4日，向新华社指示：对外宣传中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
1969年
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9月，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就举行中苏边界谈判、防止武装冲突等达成谅解。
1970年
4月，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6月，批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
1971年
3月，访问越南。4月，指出：否定一切“是极左思潮”。7月，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秘密会谈。9月13日起，连续三天三夜处理林彪叛国事件，使国家转危为安。之后，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10月，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1972年
2月，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5月，发现癌症。7月，提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8月，再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9月，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签署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3年
8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副主席。10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敦促加速解放干部工作。本年国民经济逐步回升，是“一五”计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1974年
6月1日，病重住院，此后，在医院中仍工作不止。9月30日，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招待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国庆招待会。
1975年
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新提出向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前进。在会上继续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9月7日，在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12月20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工作。
1976年
1月8日，在北京逝世

潜水艇

周恩来延安骑马为避江青手臂摔断
骑马事出有因，摔伤事出意外
黄河边，延水河，西安事变之后，这里成为中共中央引领全国抗日的令世界瞩目之地。
那天，周恩来找毛泽东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正在考虑召开政治局会议的事，有许多会前的文稿等事情要处理，表示自己实在顾不上了，说：“这样，恩来，讲马列，你是专家么，这次由你代劳了，你代我去讲。”毛泽东指指身边的江青，说，“让江青同志陪你去。代表我，向学员们问好，她也可以听听你的讲课，接受教育么。”江青满脸笑容。周恩来顿了一下，说，“江青同志一起去，好啊。”
江青当年是在党校听课抢坐在前排认真记笔记而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当时中央约法三章，江青只能是主席的生活伴侣，不能问政干政。中央作这样的决定，周恩来是当事人，现在毛泽东要江青陪着周恩来去党校，从党校学生到陪中央军委副主席上党校讲课，这意味着什么，周恩来一下子就领会了。
江青当然也清楚，春风得意马蹄疾。她突然甩开一鞭子，用力抽打坐骑，马飞跑起来，人影越来越小。周恩来怕江青出意外，不好向主席交代，拍马紧随。当他追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这时的江青已经放慢了速度，等快马追来的周恩来。她听到后面的马蹄声，突然勒住马。周恩来突然见江青冒了出来，眼看就要撞上她，要么将奔马拐进田地，那样会践踏老百姓庄稼；要么勒住奔马。周恩来刹那间选择了后者，紧紧勒住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他从马上摔了下来。周恩来南征北战，在战马上的军旅生活是家常便饭，这次可是马失前蹄了。摔下马的时候他清楚这一摔非同小可，必须保护好头部，于是伸出右手护住头部，右臂则戳在地上折断，鲜血渗出，肘部突出的骨头清晰可见。
马也受惊了，骑不了了，周恩来忍着巨大的痛疼步行来到党校会客室，虚汗直冒，由中央卫生处派来的医生做了简单的包扎，周恩来就走上了讲台上课。
等坚持到上完课走下讲台，周恩来已经快疼晕过去了，被抬到了学校医务室。他躺在那里浑身冒冷汗，脸色苍白，血渗透了他的右臂。后来，印度医生巴苏大夫给周恩来进行了治疗，为他的右胳膊打上了夹板。
江青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的，也没有向毛泽东解释周恩来为什么会从马上摔下来。毛泽东也一直不知道这事与江青有关，只认为是一次小小的意外。
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周恩来的右臂没能够长好，不能伸直，开始反复发炎。
端着疼痛而不能伸屈的手臂，周恩来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先是研究新四军与东南地区党的工作，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重要发言。他称赞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发展了统一战线，建成有８万人的党组织，发展了青年和妇女工作；开始了工农运动，推进了战争动员，帮助了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等等。会上，周恩来因伤痛时不时地紧皱眉头。
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这次会上作了一个很长的关于两年抗战总结、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现状和中国共产党近期任务的报告。他代表党中央作出结论，说，会议对时局的估计是一致的，认为当前时局有突变的危险，在突变还未到来时，有局部妥协渐变的现实问题。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南方局应以巩固党组织、深入开展群众运动、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为工作方针的意见。指出过去工作中一是对中层阶级团结不够，偏重了联蒋；二是利用公开合法机会做群众工作不够；三是巩固党的问题，主要是应巩固已得阵地。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看着周恩来僵硬的右臂，说，“恩来，你到苏联去接受最好的治疗。”周恩来摆摆左手，说：“主席，现在任务重，走不开呀！”毛泽东说，“边治疗，边工作么，我们也需要你去与斯大林见见面，与共产国际联络一下，讲讲中国抗日形势，顺便了解欧洲情况。恩来啊，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协定，并与侵占东西伯利亚和中国北部的日本磋商着签订中立协议。我们需要了解苏联的意图，估价形势，作出我们的对策啊。”
去苏联疗伤路过新疆
这时的蒋介石已经与苏联修复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外交关系，羁押于苏联１２年的蒋经国也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而顺利回国。为此，蒋介石为了表示对苏联的友好，派出了他的私人飞机送周恩来直飞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是一架美国的道格拉斯飞机，有２４个座位。然后再由苏联方面派出飞机接周恩来转飞莫斯科。
周恩来、邓颖超以及养女孙维世和王稼祥、陈昌浩，还有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专家李德等先飞到兰州，然后带上刘少奇的子女刘允斌、刘爱琴，高岗的儿子高毅，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一起前往。
这次周恩来到苏联治手臂，毛泽东有两件要紧事需要周恩来去做，一件就是将讨厌的瞎指挥红军吃败仗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捎”回共产国际，二是去看望贺子珍。
迪化对于当时的中苏关系，极为重要，苏联援华的武器、弹药、航空汽油等物资都要经过新疆的汽车公路和阿拉木图——兰州的航空线。鉴于新疆在这方面的极端重要性，中共在迪化驻有代表。
周恩来在迪化听取了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和陈潭秋汇报工作，了解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欲挤走中共代表的情况。周恩来分别会见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原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指战员、长征时部队被打散后流落到新疆的指战员以及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人士，向他们介绍内地的抗日战争形势，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并勉励他们坚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还向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了解在新疆的进步文艺界人士的情况。
为了和缓中共代表与盛世才的关系，周恩来几次会见了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同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盛当年为了与蒋介石对抗，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多次给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写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党中央派周小舟代表八路军总部到新疆。陈云、滕代远、邓发、周小舟等人代表共产党与盛世才协商，并达成协议，盛同意建立中共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设在迪化南梁的一座中俄合璧、土木结构的两层楼里，对外称“南梁第三招待所”。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路过新疆。盛世才热情接待了他们。在筵席上，盛世才适时地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王明不同意他加入中共，顾左右而言他，此事后来便没有了下文。盛世才加入中共的想法没有实现，便直接跑到苏联去见斯大林；斯大林正需要新疆腹地围拱苏联的安全，立即让盛世才秘密加入苏联共产党。
１９３８年２月，中共中央应盛世才的邀请，从延安派遣３批干部１００多人到新疆工作，其中有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还有林为梁（化名林基路）、徐梦秋（化名孟一鸣）、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担任了盛世才政府的官员。毛泽民先后任省财政厅厅长、民政厅代理厅长等职，在整顿财经、税收，改革货币、金融，稳定新疆市场物价，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中共干部来到新疆工作，对新疆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共产党人在新疆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运动。茅盾、杜重远、萨空了、赵丹等都曾在新疆讲学和办报、演出。
盛世才与苏联和中共建立联系，是想借助苏联和中共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向国民党闹独立性。而苏联是想稳住他，求得边界平安，不能让新疆沦为日本或美国的势力范围。中共则是想扩大统一战线，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的通道。
盛世才自己心知肚明，所以，仅只一年，盛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自恃自己势力坐大，开始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的政策。盛世才以“新疆王”自居，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并称为中国平起并坐的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还狂妄地把自己与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六大领袖”。盛世才的反复无常，印证了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对盛世才的评价：“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周恩来在这个微妙时候与盛世才会谈，有一定的危险性。双方见面时，周恩来的贴身警卫高度紧张，腰中揣着两支手枪，与周形影不离，就是睡觉也睁一只眼，不敢有一丝怠慢松懈。
第一次见面盛世才还算斯文，设宴欢迎，邀请了杜重远做陪。席间，周恩来向杜重远询问了茅盾和张仲实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建议在新疆学院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杜重远欣然接受，表示要亲自讲授，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激发新疆学院师生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
周恩来与盛世才一共见４次面，最后一次，盛世才索性撕破脸面了，傲慢地对周恩来提出：“我不允许你们共产党在新疆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你们应该立即将你们的政治局委员邓发召回去，我不想见到他。”并怒气冲冲地威胁道，“如果再让我见到他，老子就毙了他！”周恩来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和邓发所处的险境，果断地表态道：“我到莫斯科后，立即致电中央，邓发任期满马上召回。”
在苏联治疗及工作
１９３９年９月中旬，周恩来到达莫斯科，９月１４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９月１９日施行手术。这是一次小手术，只切除了一小块突出的骨头。过了一周之后，即２５日就已拆线，经检查伤口已全部愈合。从拆线的第二天开始新的疗程，主要是按摩、烤电、运动和浴疗，目的是使受伤的手臂逐渐恢复运动技能。这种治疗过程并不比做手术更轻松，有时在注射麻药后，医生把他的胳膊强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简直是痛苦异常，特别是在麻药失效后，病人疼痛难忍。按摩往往也十分痛苦，但是周恩来都以极大的毅力坚持了下来。
按照教授和医生们的最初估计，周恩来的手臂将可以弯曲４５度。经过了一周卓有成效的治疗，他的手已经可以移动，手部的颤抖也减轻。邓颖超当时就感觉到：可以肯定，尽管以后手的弯曲程度要比预料得大些，但是要完全恢复将是不可能的，这只手最终将是半残疾的。事实确实如此，手臂恢复完全自如已不可能，右臂已半残。
周恩来在医院里密切注视国际形势和有关中国情况的报道，读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文件，还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由于他的成功交涉，使遭到康生诬陷而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李立三获释出狱。
周恩来出院后和王稼祥一起多次会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人员，商谈干部问题，并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边区政府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和国共统一战线的情况。报告指出，抗战两年半以来，特别是汪精卫投靠日本以后，国民党领导层投降情绪加重。同时，主张打反共内战的势力越来越大，国民党精锐部队胡宗南正在封锁边区，华中的新四军和山东的游击队都被武装攻击等等。
周恩来曾几次会见季米特洛夫，打消了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的顾虑——他们担心中国共产党会因为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而远离工人阶级。周恩来讲述了在城市中开展工作的困难，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农民中间成功开展工作的传统，并向他们保证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正在一步步无产阶级化。他向季米特洛夫通报了王明放弃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的独立自主、主张与蒋介石无条件合作的错误。周恩来还参加了共产国际对李德问题的审查，了解了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工作情况，会见了共产国际一些著名的活动家，并在高级党校讲课。
１１月７日，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２２周年，周恩来写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一文。文章就共产国际六大决议案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３种形式（进攻苏联、帝国主义相互之间、侵略弱小国家）指出，第一种没能实现，第二种正在进行，弱小国家已经先后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只有中国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线。共产国际由此发表宣言，表示“日本帝国主义毒害中国已达两年之久，中国正在为独立而战，共产国际援助为解放而战斗的弱小民族。”
１２月２９日，他为共产国际撰写《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全文共５．５万字。备忘录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说目前中共遇到一系列困难，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腐化，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诱降、英法的妥协，致使投降与分裂成为主要危险。备忘录这一部分还系统介绍了两年半来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
经过周恩来的工作，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决定，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强调指出，中共为组织抵抗日本侵略及争取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战争，不论对中国人民以及别的国家的劳动者——特别是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援助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运动，并把这一运动同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的斗争结合起来。
１９４０年１月８日，周恩来在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报告。１月２８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致信斯大林，信中指出，由于国民党内投降、分裂倾向加剧，国共统一战线正面临危险。
周恩来从１９３９年９月至１９４０年３月，在苏联共待了６个月，他一系列的活动，其实是在医治共产国际的心病，共产国际当时不相信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周恩来将毛泽东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带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此很称赞，说中共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
周恩来在苏联期间，同任弼时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新中央的人选及一些人员的安排使用问题，重新进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则赞同。
周恩来还有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护好革命的后代。当年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寻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的子女送到苏联上学。这次又把刘少奇、高岗等人的孩子带到苏联，在与斯大林会谈时提出了保护要求，达成协议：这批中共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前线共牺牲了２１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大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可见周恩来的苦心。
完成毛泽东关于对李德、贺子珍的嘱托
在莫斯科，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对李德３０年代在中国的种种错误提出控诉，并向共产国际转达了毛泽东的要求，将李德从第三国际驱逐出去。
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还曾用名李特罗夫。李德是中共工农红军历史上大名鼎鼎、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遵义会议前是最高２人军事团成员。此人根本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他的军事知识也不是在德国学来的，而是参加共产党后在苏联军事学院课堂上的教材中得来的。
而就是这么一个“本本主义者”，１９３２年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军事顾问，顶着共产国际的大帽子，李德俨然成为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者，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他瞎指挥一气，使蒋介石数次得手，逼得红军撤出苏区，走上长征危途，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还是周恩来与毛泽东及时沟通，决定制止李德及博古的权力，在１９３５年１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将他两人赶下了台。在这之后，李德仅以“局外人”的身份随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
遵义会议后中共从危亡中走出来，一个个的胜利，使李德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态度转变。红军长征至四川巴西地区时，李德已调到新组建的红军大学当教员。到延安后，李德不再被邀请参加中央的任何会议。回到苏联后，由于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犯有错误，李德被审查。之后，他被分配到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
毛泽东让周恩来带了两封给亲人的信，第一封是给毛岸英、毛岸青的，还有一封则是给两年前与毛泽东吵翻被送往苏联治病的贺子珍的。信中说，“今后我们就是同志了……”贺子珍那年３０岁。
当年，贺子珍与毛泽东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贺子珍还经常找这人找那人评理，甚至找毛泽东的哨兵评理。有一次，毛泽东指着贺子珍说，我们不能再吵下去了，这间窑洞，咱各人住各人的，我走这边，你走那边，谁也别见谁了，这样可以不吵了吧？但还是不行，贺子珍见不得毛泽东与女同志交往，与史沫特莱差点儿全武行干起来。吵僵了再要在一个屋顶下生活确实难了，后来，毛泽东让贺子珍去苏联学习，也正好取出受伤后留在身上的弹片。
１９４０年春天，周恩来身着粗呢西服回到了中国，带回了一架电影放映机和５部苏联电影胶片，其中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夏伯阳》和《高尔基的青年时代》等。当时延安还没有人会放电影，周恩来亲自担任电影放映工作，与毛泽东一起讨论这些苏联电影，并将俄语对白翻译成中文。
他的手臂并没有完全治好，落下个终身伸不直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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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二次合作时期 周恩来劳山遭伏击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解放军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星火燎原·未刊稿》。这部由600多位亲历战斗的革命前辈50年前撰写的革命历史丛书，生动、全面地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同时期的战斗史实，被专家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本文选自该丛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新的局面。周副主席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多次肩负重任，出入国民党地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为了进一步解决国共合作后的红军改编问题，周副主席再次带领我们赴西安。这次去西安有三辆大卡车，原打算二十四日一齐走，后因周副主席有要事没有处理完，其他两辆卡车由两个班护送，先走了。我们这辆车第二天二十五日才走。周副主席坐在驾驶室里，张云逸同志和我们二十多人都坐在车厢里。这些车辆都是担负从西安到延安的运输任务的。为了保卫周副主席的安全，中央保卫局派特务队的一个警卫班十二人一同出发。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西安。出发前，周副主席的随从副官陈有才，遵照周副主席指示，向大家介绍了西安的社会情况，并告诫大家，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但那里的斗争相当复杂，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和暗害。他还交代了在路上和到西安后的注意事项，勉励大家认真负责做好安全保卫工作，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
早饭后，我们就上路了。大家坐在车厢里，说说笑笑，情绪很高。因为以前长期在根据地工作，没有到过大城市，这次出去感到很新鲜。但同时，每个同志也都在思考，西安是国民党地区，情况复杂，心中无数，必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敌情。当卡车开到离延安约五十多里的劳山上一个拐弯处时，突然山上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朝卡车射来。显然，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搞的政治阴谋。一听到枪声，周副主席知道中了敌人的埋伏。但因山路崎岖，卡车不易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这时，周副主席临危镇定，疾速跳下汽车，立即指挥我们利用地形地物就地抗击敌人。由于我们只有一辆卡车，武器都是短枪和手榴弹，射程不远。敌人是国民党特务指挥的政治土匪，有二百多人，武器多是长枪还有机关枪，他们居高临下向我疯狂射击，以为可以把我们全部消灭，气焰非常嚣张。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战士们坚决勇敢地抗击敌人，使敌人不能一下就冲过来。战斗不久，警卫员刘九洲同志负了重伤，司机的腿也被打断了，我们的伤亡已经很大。陈有才同志也负了重伤，他在生命垂危之时，仍念念不忘周副主席的安全，并强忍着剧烈的疼痛，继续指挥同志们坚持战斗，坚决抵抗敌人，以掩护周副主席突围，不久又中一弹壮烈牺牲。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周副主席当机立断，带领张云逸同志和我，还有一个新闻记者，迅速插向右侧一个开阔地，到达对面山上的丛林中(敌人当时是三面包围我们，右侧有个开阔地，只有这一面没有包围)，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这次战斗是因敌人事先侦得了我们的行动，在劳山险要的地段，居高临下设置了埋伏。后来得知，陈有才同志因经常跟随周副主席出入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官邸，他身上带有周副主席的名片，穿的服装也是和周副主席一样的呢子制服。当敌人进到我们卡车附近，见到陈有才穿的服装和从身上搜出周恩来的名片时，他们以为谋害周副主席的罪恶阴谋已经得逞了，加上敌人害怕我们派部队赶来，就仓皇撤退，没有再向我们追击。
我们冲出包围圈，穿过一段丛林，转上了回延安的公路。这时，遇到驻在延安三十里铺听到枪声飞骑赶来救援我们的骑兵，使大家转危为安。周副主席命令他们派出一部分队伍赶到劳山，将负伤和阵亡的同志运回延安。
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周副主席在劳山遇险后，非常焦急，直到周副主席安全返抵延安，大家才放下心来。周副主席、张云逸同志能安全脱险，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在返回延安的路途上，周副主席对为保护大家脱险而英勇顽强抗击敌人受了重伤和壮烈牺牲的同志，深感痛惜。他说:“陈有才同志在战斗中勇敢沉着，工作中一贯认真负责，虽身在国民党区，但仍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他忠于职守，忠于党，忠于革命的献身精神和崇高的革命品德，永远值得大家学习和怀念，是我们每个活着的人的好榜样。”周副主席那充满对同志诚挚革命情感的声音，永远镌刻在我的脑海中。
后来，陈有才等同志就安葬在延安南门外宝塔山下。周副主席回延安后，没有再多休息，很快又踏上了去西安的征途。为了纪念这次脱险，童小鹏同志为周副主席、张云逸同志和我三人合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现在已成为我怀念周副主席、张云逸同志和劳山遇险牺牲战友们的珍品
1961年周恩来轻车简从出行 险遭卡车致命碰撞从60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而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浪费，没有必要嘛！”周恩来朝警卫秘书挥着手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有重大国事活动搞，这还可以；我去看个朋友你们也搞这种做法就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警卫秘书何谦和卫士高振普随他乘主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安全，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恩来是非常机敏的，警卫车隐蔽，仍然要被总理从汽车反光镜中发现。“你们不要搞这种‘盯稍’，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总理又气又烦又无奈，“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浪费么，没有必要。”警卫人员听着，不急于反驳，但也不说“改正”。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要求。
总理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突然行动，使他们根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有何秘书或卫士高振普，加上司机杨金明共3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或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总理喜欢坐快车，并且决不浪费车上的时间。坐在车上，或吃饭，或批阅汇报，或听取秘书口头汇报，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没什么事，总理会抓紧车上的点滴时间打个盹。当总理精疲力尽地完成一项工作，乘车去另一个地点继续另一项工作时，就这短短几分钟的调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车时重新神采奕奕，两眼大放光辉。
总理坐车基调是快，可当路上行人车辆多时，总理会关照司机放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积水结冰，总理会关照司机放慢；雨小了，马路上积了不少水，总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倾着身体，双手扶着前排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街上的倩况，马路两边不但流动着雨水，也流动着自行车和行人，总理一边观察一边不停地念念有词：“慢点，再慢点，不要溅水，别溅水……小心，小心有水溅了人……”总理就是这么细心，时刻想着别人。
总理坐车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最让人心跳的一次发生在1961年6月15日的北京。那天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总理定于下午2点半到钓鱼台看望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然后陪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万人欢迎大会。总理的时间以分秒计算安排，外出都是选最近的路以能够允许的最快速度行驶。那天行驶的路线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门——钓鱼台。
按以往习惯，总理坐后排左侧，警卫秘书成元功坐后排右侧，警卫秘书何谦坐前排司机旁位置。那时北京城里汽车不多，周总理的专车箭一般驶出阜成门城楼。这时，道路变宽，行人更少。视野远阔，司机杨金明加大油门，车像要飞起来一般。
就在这时，突然从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大卡车。按理说，这家伙右拐东行，两车各走一边，互不妨碍，所以老杨并没减速。谁料到，大卡车就像国民党特务制造暗杀事件一样，在两车即将交会的刹那，突然驶入逆行道，既不开大迂回指示灯，也不鸣笛，直向总理座车撞过来，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老杨猛踩刹车，疾向右闪避。
不料想，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子。这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的。老杨惊叫一声：“不好！”几乎是在他喊叫的同时，坐在前排的警卫秘书何谦扭转身子想扑过去保护总理，这完全是一种本能，在猛烈对撞中这个动作有多大意义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车是三排座，何秘书和总理之间还隔了一排活动椅，用不上力。他绝望地叫一声：“总理！”
说时迟那时快，警卫秘书成元功侧身用自己身体去掩护总理并且用左手护向总理心脏部位。总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撑住前排座位的靠背，准备迎接那威猛剧烈的一撞。
也就是杨金明了，换别人简直不可想象怎么避开这种比蓄意谋杀还要凶狠的冲撞。杨金明那声：“不好”刚出口，方向盘已经快似陀螺地疾转，车子敏如脱兔地窜向左，避开水泥杆，驶向左边的逆行道。
当时的形势是大卡车冲向右边逆行道撞了过来，而总理的专车向右避不开就冲向左边逆行道，与大卡车对换了位置，都进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车似乎不死心，在我们左闪的同时，这家伙又扭头冲回左边，还是要撞！
杨金明脚下死命一踏刹车，方向盘疾转，座车猛甩了180度的大调头，嘎然停住。这种大调头产生的离心力，使总理和两位警卫秘书都摔倒在座椅上。现在是车后屁股对着卡车，它要是撞，也只能撞着之后一道朝前冲，不会发生致命的危险了。
爬起身看时，那辆卡车在大马路中间来了个大迂回，不打灯不鸣笛，大摇大摆驶回它刚才驶出来的那个院子里去了。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面对这样重大事件，总理却看看表平静地说了句：“快赶路，去钓鱼台不能误点。”汽车又“飞”起来，直冲钓鱼台。杨金明脸色苍白，目光闪闪地警惕着路面，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钓鱼台。
驶入大门时，总理评论了一句：“老杨技术高，处理得好，今天避免了一场大车祸。”下车后，总理严肃地嘱咐警卫秘书成元功：“你去查一查那个卡车是怎么回事？”
很快就查明了原因：驾车者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既无执照又不懂交通规则，那家伙是私自偷开车，跑出来玩的。警卫秘书当场骂了一句“真是混蛋透顶，差点当一个千古罪人！”
总理在完成外事活动后却仍然关心这个肇事者，让成元功转告厂领导，要加强制度管理，对这位工人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规章制度进行批评和处理，决不许因为是冲撞了总理的车而加重处分。
不过，人的素质太差时，你就是教育、批评、处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这个肇事者闯这么大漏子，仍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违反规程，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交通事故。经调查，责任全在他本人，是他再次违反了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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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克什米尔公主号” 清洁工暗杀周恩来
国民党军统局时代的老特务谷正文，2007年1月25日因多重器官衰竭病逝。曾担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生前接受香港《凤凰周刊》专访时，抖出当年“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周恩来的始末。
谷正文深受蒋介石重用

谷正文本名郭同震，年轻时受到戴笠的赏识，被提拔为“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此后，从抗战到中共建政这十几年间，谷正文一直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负责人。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仓皇之间，蒋介石命令“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接任局长。毛人凤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戴笠在他的日记里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从此对“郭同志”另眼相看。也因为这个缘故，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经毛人凤的举荐，谷正文受到重用，有一段时期直接受蒋介石领导。
谷正文1950年到1970年初期，谷正文亲手领导执行过几宗骇人听闻的暗杀行动。当中最受蒋介石嘉许的，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失事案。1995年，台湾《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专访谷正文谈筹划刺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当时任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台湾特务人员干的。
五十万港币收买香港机场清洁工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部门获悉，周恩来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尼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专机将在香港进行短暂停留。
台湾情报人员决定在香港下手，在飞机上安装炸弹，暗杀周恩来。具体策划者之一叫赵斌丞，他曾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另一个是他的手下陈鸿举。两人都是台当局派到香港从事颠覆活动的情报人员。
为了找到一个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人安装炸弹，他们盯上了香港机场清洁工小郑。小郑本名周驹，二十岁左右，除了一个嗜赌如命的父亲，没有什么家累。此外，他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卫生，不易引人注意。在五十万港币的重赏下，小郑决定接下暗杀周恩来的任务。
毛人凤同意了计划
计划拟定后，赵斌丞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台湾，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做了“口头报告”，毛人凤当即表示同意。但是，赵、陈两人没敢向毛人凤提起五十万港币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到反对。最后，两人决定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出马为五十万港币游说。
谷正文听完计划后也立刻表示赞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暗杀中共领导人物，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给香港政府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台湾情治人员不太客气，抓到就判重刑；三是这个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谷正文建议赵、陈两人，最好前一天能带小郑住旅馆，并将他的爸爸一起找来，免得小郑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月10日，赵、陈两人从台湾带着50万港币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小郑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小郑的父亲保管，当晚，除了交给小郑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美国中情局提供炸药
4月11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平安地通过了安全检查。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TNT，是一种高科技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给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安检，小郑特意将它做成牙膏模样，因为简易的盥洗用品是允许带入的。
通过安检后，小郑开始进行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就包括来加油且做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扫扫，西擦擦，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到底什么时候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
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小郑其实很有心计。当初与台湾情报人员研究退路时，他提出一套逃生计划，即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台湾和香港之间，很方便。
情报人员差点曝光
当天，小郑果然顺利地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但一个意外却差点让他曝了光……
原来，小郑躲进去后不久，陈纳德的飞机就从启德机场起飞了。飞机降落后，小郑的出现，把台湾保安司令部机场检查处的头头吓得半死，这个姓赵的上校统筹管理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保安司令部。
还来不及吃午饭的谷正文得知小郑提前到来后，立刻坐吉普车赶到机场接人，到机场时，赵姓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小郑，一直嚷嚷，从飞机上跳下来属违法，只要违法，一定严办。
看着不明就理的赵上校吵闹不休，谷正文担心惊动了媒体，最重要的是“喀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小郑绝对不能曝光，否则是功亏一篑，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根据谷正文了解，后来这位无辜的赵姓上校，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
谷正文将小郑安顿妥当后，台湾当局就接到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周恩来可能没在机上。原来，周恩来在昆明临时改变了行程。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遇难的三位新华社记者，李平、黄作梅、沈建图（左起）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从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海里。中国代表团三人、记者五人以及来自波兰、奥地利和越南的记者共11人全部遇难。
当时外界并不知道周恩来为什么临时改变主意，很多人揣测说“因为他知道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炸弹”。对此，谷正文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周恩来根本不知情，只能说他命大。”
周恩来为什么没有登上那班飞机？据事后了解，周恩来因为接到缅甸及印尼总理的邀约，准备先赴仰光约会，再转赴迈隆开会，因此才逃过一劫。
毛人凤事后才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不仅没有生气，还重赏了毛人凤。小郑后来也一直在台湾落户。
谷正文很会兴风作浪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之后，谷正文开始寻求“不能流芳百世，那就遗臭万年！”尽管年纪一大把，谷正文兴风作浪的本事却不小，有关“情报局”的丑闻，他都乐于“放炮”。
2004年，台湾“保密局退役少将”谷正文在接受《华声》周刊记者访问时，公开向社会说出：“蒋经国的情人章亚若，是蒋介石、陈立夫下令中统谋杀的。”
有一阵子，谷正文盯上了李登辉，为了反对他，当时八十多岁的谷正文，还爬上车顶参加街头示威。李登辉访美时，他也自掏腰包飞到康奈尔大学，随行“观察”。李登辉出马竞选连任总统，他更跳出来指证“李登辉是共产党”，搞得李竞选总部鸡飞狗跳。
歌星邓丽君死时，谷正文也大爆内幕，称邓丽君是台“国安局”的情报人员，让邓丽君原本神秘的人生，又增添几分扑朔迷离。迟迟未能破案的尹清枫命案，谷正文也做出惊人之举，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中公布自己大儿子涉案。有趣的是，尽管谷正文“大义灭亲”，但检调单位却不领情，反而是大媳妇紧急来电，恳请父亲“饶命”。
谷正文晚年生活凄凉
谷正文前后一共有四任妻子。谷正文的第三任妻子，姐妹都是共产党员。不知是因为感情不好，还是她发现了谷正文的军统特务身份，或者只是谷正文自己疑心太重。总之，按谷正文的说法，有一次，这位妻子趁他不注意，在茶水里下了毒。他端起茶杯，仰头正要喝，却见茶水表层有粉末在晃动，当下就疑心茶被动了手脚。因为他“机警”，才捡了条性命。自从受过这么一次“惊吓”，以后他不论到哪喝茶、吃饭，都提高警惕。
服侍谷正文晚年生活的干女儿谷美杏说：“在陌生场合，任何人沏茶请他喝，哪怕是一口他都不喝。”谷美杏也是和谷正文相处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取得他的信任，最后终于能放心地吃喝她准备的食物。疑心病救了自己一条命，但或许是因为疑心病，也或许是谷正文命中注定独缺子女缘，他的子女一个个离他而去，不是远居美国，就是各自成家立业，散居在台湾各地，顶多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台北永康街老屋子看看他，问声好，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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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精彩瞬间
导读：今年的3月5日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周恩来在国人心目中具有特殊地位，他的勤俭奉公，勤政爱民广为人们传颂。他的一生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就让我们走近总理，看一看他丰富多姿的人生吧。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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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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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从延安飞抵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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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开学校时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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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的彩色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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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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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南开学校老师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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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时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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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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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精彩瞬间
生活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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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陈毅宋庆龄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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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李富春蔡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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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陈毅张茜游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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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邓小平卓琳在园中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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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郭沫若一家游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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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精彩瞬间
公仆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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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周恩来在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观看牲畜饲料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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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毕业生设计展览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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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周恩来在开滦煤矿井下了解作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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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月，周恩来会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时，接受他献的表达藏族人民敬意的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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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7月，周恩来和出席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的代表同游北京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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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6月，周恩来视察哈尔滨电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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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4月，周恩来和部队文艺工作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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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傍晚，周恩来宣布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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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周恩来同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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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0月，周恩来和美籍华人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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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青少年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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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观看北方昆曲剧院和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左二）的演出后，与艺术家们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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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工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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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溜弯儿的老人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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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齐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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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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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精彩瞬间
外交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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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会议休息时为各国朋友签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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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和在北京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议的客人步入宴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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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7月，周恩来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举行的酒会上同印度新闻工作者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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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波兰时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右）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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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周恩来在金日成首相陪同下参观兴南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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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缅甸时，在吴努总理陪同下欢庆泼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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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尼泊尔时，由毕·普·柯伊拉腊首相（左四）陪同游览博克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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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印度时同尼赫鲁总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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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周恩来访问柬埔寨时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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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月，周恩来访问越南时，和胡志明主席同少年儿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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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和陈毅参观地拉那斯大林纺织联合工厂受到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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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时拜谒列宁墓并献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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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马里时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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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6月，周恩来访问坦桑尼亚时，接受非洲民族联盟元老赠送民族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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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周恩来在机场迎接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出访未建交国家的总统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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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周恩来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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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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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最经典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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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骑过的三轮车首度亮相广州 　　明天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诞辰110周年，《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周恩来生平史迹展》将在广州农讲所开幕。昨晚已完成布展，共展出照片及文物380多件，很多展品鲜为人知。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30多次来到广州视察和指导工作，广州农讲所纪念馆的馆名就是周恩来于1953年题写的。记者看到，展览大厅里放有一辆三轮车。据介绍，1959年1月周恩来到广州视察，住在从化温泉。一天，周恩来正在温泉散步，见到工作人员用三轮车送毛毡，便连忙过去帮忙，后来干脆骑上这辆三轮车，帮人送起了毛毡。

　　展览中展出了很多从中央档案馆复制的珍贵文物，如1927年4月周恩来起草的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的建议书，1929年5月周恩来为中央起草的致红四军前委的信即九月来信，1936年12月中共中央为调停西安事变给周恩来的指示电，1976年4月，周恩来关于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情况致毛泽东、林彪的信等。

　　展览还展出了周恩来写给曹云屏的两封亲笔信。曹云屏是安徽寿县人，是北伐铁军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曹渊烈士的儿子，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任广州市计委主任、市政府秘书长、广州市顾委副主任。在谈到周恩来总理时，曹云屏回忆说，在1938年初，他想去延安参加革命，就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周恩来很快回信并寄来路费。以后他被周恩来收养，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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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求学。这是他与留日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部分成员在巴黎合影。

周恩来在巴黎的住所门前

1912年，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1912年，周恩来在东关模范学校成立两周年时和师生合影，前排中为周恩来。

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周恩来和留日同学合影。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和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在柏林万赛湖。左一为赵光宸。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

周恩来（前排坐者）同南开学校老师伉乃如（前排左二）及同学的合影。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积极参加戏剧活动。这是他和学校新剧团主要演员合影。后立者为周恩来

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周恩来

1917年，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这是该校毕业同学录上的周恩来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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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无军衔的老帅
图为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义 现代史聚焦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回顾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周恩来在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中所作的重大贡献。1955年9月，当朱德等10位开国元帅从毛主席手里接过元帅军衔以后，都十分敬重地向周总理敬礼并说：你也是元帅！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成功发动武装起义，开创了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阶段。讲到南昌起义必然要讲周恩来，这是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上十分光辉的亮点。时过境迁，80年前的闪光短暂一瞬，80年来的军史写满辉煌，作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同志，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创始人之一。在大革命处于失败的危难关头，年仅30岁的周恩来何以能够站在风雨飘摇的历史制高点上与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并一举夺取起义的胜利？笔者认为这是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周恩来是党内从事军事运动的杰出代表以及他特有的品格和魅力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周莫属”。
■周恩来最早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为南昌起义作了干部上的准备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和主要形式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从全党来说，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但早在北伐战争之初，党内就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开始从事军事运动，其中，周恩来就是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
周恩来早在中学时期，为寻找革命真理，先到日本，后于1920年11月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期间，他考察了法国工人运动的现状，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对组织革命军队的重要性开始有了认识，1921年他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周恩来在德国与张申府介绍了朱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2月，他在《少年》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不久，就受党的委派和孙中山的任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当时周恩来年仅27岁，由于他出众的爱国精神和忘我的工作作风，立即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他到军校以后，同受党委派到军校担任各项工作的恽代英、聂荣臻、熊雄、包惠僧、肖楚女等同志一起，作了大量带有开拓性的工作:在军校建立和领导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在特别支部领导下，在军校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在师生中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织了革命青年的先进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当时教员中的金佛庄、郭俊、唐同德，学生中的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徐向前、陈赓、左权、许继慎、王尔琢、周士弟、蔡升熙、宣侠父等都是第一期的学生，也都参加了青年军人联合会。
到1925年8月，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展到2000余人。周恩来按照苏联红军的经验，在军校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开展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在军校为学生设置和讲授《帝国主义之解剖》、《社会发展史》等多门政治课。周恩来还亲自给学生讲课，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教育，以及关于革命军队性质和任务的教育，引导学生支持工农运动，积极参加当时正在高涨的革命斗争。当时，党从各地选派了许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他们大多数成为军校学生的骨干。毕业后，他们大部分直接分配到军队，有的分配到各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建立工农武装。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就是当时在黄埔军校工作过或学习过的。这一批军事人才，为后来南昌起义作了干部上的准备。
■周恩来最早创建了一支武装力量，为南昌起义作了军事战斗力的准备
周恩来在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领导工作的同时，为了加强国民革命军的建设，1924年11月，在取得孙中山先生同意后，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支部队一开始就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我党直接控制的第一支部队，队长是共产党员徐成章，副队长是共产党员周士弟，党代表是共产党员廖乾吾。铁甲车队除了担任警卫任务外，还多次参加革命的军事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25年10月，铁甲车队奉命结束，全体人员编入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成为叶挺独立团的基层骨干。
1925年11月，周恩来根据中共两广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在广东肇庆创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共产党员叶挺担任了团长。独立团虽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实际上是由我们党掌握的。团长和营长都是共产党员，连一级干部大部分也是共产党员或者是青年团员，并且在全团范围内从上到下都建立了党的组织。
叶挺独立团建立后，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部队初步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对广大官兵进行政治教育，整个部队出现了与旧军队不同的新面貌。
1926年夏，北伐军正式出征之前，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锋部队率先出师，为整个北伐军打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独立团出发前，周恩来专程亲临独立团驻地，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了战前动员，讲解北伐的意义，提出了六点要求1)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2)注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3)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很好地与友军团结；(4)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劳；(5)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6)现在有些军不愿派部队先去，只要你们得了胜利，他们就会跟上来的。周恩来在讲话后，与连以上干部一一握手，并十分亲切地鼓励大家说:“饮马长江，武汉见面”。叶挺独立团出师后，在进军过程中，广大党团员起了模范带头作用，打了许多胜仗，对整个北伐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被誉为“铁军”。
周恩来从黄埔军校到后来创建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反映了我们党内一批革命家在早期就开始懂得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周恩来所开拓的建立革命武装队伍经验以及所培养的一大批军事干部，为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作了军事战斗力上的准备。
朱德于1944年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的座谈会上说:“红一军团的来源，开始于1925年革命政府进行改组，将所管辖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时，我党派叶挺同志成立独立团，附属在第四军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内训练。北伐时，该团约有2000人，干部多是共产党员，现在的林彪、周士弟、陈毅、聂鹤亭、肖克等同志，都是独立团来的。南昌起义时，该团已发展成6个团。”接着，朱德还说:“大革命时代，许多进行军事运动的同志，当时中央军委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同志，以及党所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的同志，对我军的创建是有功劳的。没有他们所进行的军事运动，就不能有独立团，就不能有南昌、秋收、广州、湖南起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时曾经说过:“我们党虽然在1921年到1924年的3、4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到1927年，以至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认识不足，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校开始，已经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
■周恩来早期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的实践经验为组织南昌起义作了战略战术上的准备

周恩来在培养一大批军事骨干和创建我党早期领导的武装部队的同时，还直接参与指挥过许多战役。
1、亲自率领黄埔学生军进行第一次东征
1925年初，盘踞在广东惠州、潮州、汕头的反动军阀陈炯明的军队，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阴谋进攻广州，推翻广州革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2月，广州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3000多人为主力，举行了讨伐陈炯明反动部队的第一次东征。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少将军衔)。在东征过程中，以黄埔军校的学生改编为广州青年革命军作为右翼主力，在周恩来等亲自率领下，英勇善战，所向无敌。年轻的劲旅从2月出发到3月底，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部队3万人，迫使陈炯明率残部困守惠州，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恽代英说，广州青年革命军“以少胜多，每战必克，使陈炯明、林虎诸贼闻风破胆，这一成绩令一切革命青年诚心敬佩，这为中国的革命前途开了一个新纪元！”
2、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
正当东征军准备围攻陈炯明的老巢时，驻在广州的云南军阀杨希闵、广西军阀刘震寰的部队，发动了武装叛乱。1925年5月中旬，他们占领电报局、火车站等处，形势十分紧张。周恩来根据广州革命政府和中共两广区委的决定，毅然亲自率领东征军回师广州，在广州工人和四郊农民的有力帮助下，于6月11日至13日，只用两天时间，平定了杨刘反动部队的叛乱。
3、率领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
正当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之际，不甘失败的陈炯明带领残部，趁机卷土重来，又占领了东江地区。10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周恩来再次出师，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在第二次东征过程中，整个部队纪律严明，奋不顾身，结果，革命军在东江广大工农民众有力协助下，经过20多个小时激烈战斗，终于全歼陈炯明残部，攻下了惠州。
4、组织和指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
北伐战争开始后，上海工人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于1926年12月和1927年2月举行了两次起义，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党中央派周恩来到上海组织指挥第三次起义。当时，周恩来任中央军委书记兼任中共江浙区军委书记。1927年3月，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领导下，总结了第一、第二次起义的经验教训，整顿了队伍，进行了军事训练。3月21日，当北伐军进抵上海近郊时，上海80万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激战了8小时，歼灭了奉鲁军阀部队。3月22日，夺取了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建立了上海市特别临时政府，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周恩来在1925年到1927年初的三年间，指挥过多次重大战役，经过多次战争实践，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这为他在组织发动和指挥南昌起义作了战略战术上的准备。
■周恩来本人独特的气质和魅力，使其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周恩来身上有着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如对国家和人民赤胆忠心，对革命充满热情，对工作永远不知疲倦；处事豁达大度，不计怨仇，待人真诚宽容、谦虚谦让；他善解人意，人缘好，人脉广，在群众中有着高度的威望，有巨大亲和力和凝聚力，人们把他当作良师益友，当作可以信任的人，都愿意无忧无虑地追随他。
1927年夏，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接连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遭受破裂，大革命失败。国民革命军中的每个人都在选择何去何从。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根据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澎湃组成，周恩来任书记。7月28日，周恩来找到贺龙并向其说明共产党准备组织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这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的贺龙由衷地对初次谋面的周恩来说:共产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当即向贺龙下达率领20军二万多人参加起义的命令，并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随后贺龙立刻在刘伯承协助下，拟订作战计划，密切与朱德、叶挺所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相配合，8月1日凌晨，起义枪声打响，激战5小时，消灭了国民党的南昌守军，一举夺得了起义的胜利。
南昌起义后，中国人民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又担任中央军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遵义会议后为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抗日战争时期，他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仍然担任党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直到1949年10月19日才卸去总参谋长职务。纵观周恩来同志的一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不仅重大，而且是多方面的，他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际著名外交家，还是杰出的军事家。1955年9月，当朱德等10位开国元帅从毛主席手里接过元帅军衔以后，元帅们都十分敬重地向周总理敬礼并说:你也是元帅。
周恩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他是我们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史和中国人民威武雄壮的战争史，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智慧和独特的功勋，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没有佩戴元帅军衔的老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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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带病走长征
跟在周恩来身边的半年多时间，是刘江萍一生最难忘的记忆。
刚过大渡河，周恩来就病了。“高烧不止，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
“那时候红军什么药都没有，能用盐水给伤员洗洗伤口就是最好的治疗了。”刘江萍说。
周恩来对红军面临的这种困难十分清楚，因此，当他得知刘江萍和其他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到各个部队找药时，制止说：“战士比我们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
每到一个宿营地，刘江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处买药，偶尔能买到一点止痛退烧药，就立即让周恩来服用。在一个集镇上，他们买到了２两木耳，“这就是在整个长征途中给周副主席弄到的唯一高级补品！”刘江萍说。
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周恩来整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翻雪山前部队专门为周恩来准备了担架，可他坚持自己走路。最后，他实在走不动了，才躺到了担架上。
忆及此处，９０岁的刘江萍老人有些激动：“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可当时的红军就是这样，从军委领导到普通战士，都十分顽强。”
过草地时，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给周恩来煮了一碗粥，他问：“部队现在吃什么你们不知道吗？”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碗稀饭都不应该吗？”
“小刘呀，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周恩来最终也没吃那珍贵的稀饭。
红军进入甘肃时，正是收获的季节，当经过一片梨园时，长途行军的红军看到，树上果实累累，房前屋后，梨子成堆。周恩来坐在梨树下，一手端水喝，一手拿铅笔，聚精会神地看地图。刘江萍看到生病的周恩来没吃老百姓一个梨子，睡在梨堆边的他也一个梨都没拿。
第二天，有战士请求可不可以买点梨子，周恩来答应了。可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没人敢说价钱，只是说：“吃吧、你们吃吧！”结果，在盛产梨的地方，红军没吃上一个梨子就离开了。（完）
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周恩来（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