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FONT size=4>2004年12月12日,焦点访谈播出了一个发生在遵义的动人故事。一名残疾女青年因大出血濒临死亡,他同样残疾的老公手里只揣着五百元钱,更残酷的是血站没有患者所需的A型血了。这名残疾女青年本来只有死亡一条道,好在就诊的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充满爱心,他们在束手无策的时候拨通了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电话。同样充满爱心的电视台工作人员立即向全市人民发出了爱心救助的强烈呼唤,那个相对还算贫穷落后的遵义市的市民纷纷行动起来。电视台漂亮的节目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到消息,她立即赶到医院,献了200CC的热血。一位不是A型血的观众焦急万分地拨通了他的A型血的朋友,请朋友前去献血,好像生病的是他的亲人。有个市民说,自己没钱捐,却有的是热血。轮不上献血的市民一脸遗憾的表情。献血的队伍排成了长龙,热血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患者的血管里,病人的脸色慢慢红润起来,各项生命指征逐渐恢复正常。
看着自己的妻子抢死里逃生,那个手里揣着五百元钱的残疾人兄弟亦喜亦忧。他忧的是如何支付在他看来如同天文数字的医疗费。面对此情此景,充满爱心的遵义市民自然不会撒手不管的。接下来的电视镜头里,一个个怀揣爱心的市民走了街头,走进了医院。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市民,包括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上的乘客,还有一个初中女生,她把积攒起来准备买书的五十元捐了出来。捐款者全都不留名姓,一个捐过五百元的的哥第二次出现在医院,又捐五百,给眼尖的记者逮个正着。记者问他为什么反复捐款,他说,这次是替乘客捐的。捐款数很快突破了在我们的残疾兄弟看来像天文数字的一万五千元。最后,我们的残疾兄弟脸上挂满了笑容,对着观众说了一大堆千恩万谢的话。
这个爱心故事的确感人至深。难怪我们的电视台要全程跟进,中央电视台也不遗余力地把它推到了焦点访谈这种王牌栏目里。可我看后却激动不起来,我有的只是悲哀。这对夫妻真是好命,他们有幸生在遵义这个革命老区,那里的人尽管很穷,却保留着救危扶困的光荣传统。可是天底下薄命的难兄难弟难姐难妹呢,他们每个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无独有偶,就在前两天,排名全国十强之一的富裕地区南海(现为佛山市的一个区)最大最好的医院里,一位打工妹因产后出血生命垂危。她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第一项交费项目是输血,收费一千三。送她来医院的老公手里仅揣着一千元。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一看,又是个没钱的主,肯定交不起医药费,再看看病人,快断气了,那就让她死吧。这个苦命女人最后的命运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收费员等到天亮也没等到他老公前来报到。
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怏怏大国,死个把人算不了什么。当然,不能不承认,多少年来,我们的政府机关,我们的社会团体,我们的宣传机器,甚至我们普罗大众,一直在关注着弱势人群,他们总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候,对某些个体倾注爱心和同情,并且从不放弃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予以大肆宣传的机会。可我想知道的是,这种关注和宣传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什么时候我们那些尽了国民责任和义务的兄弟姐妹可以享受到最起码的社会保障?
一个尽了国民义务的公民,濒临死亡时得不到国家的救济,反而要已经尽到公民义务的普罗大众伸出援手。堂堂的中央电视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无庸置疑,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秀的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美德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良好的社会作用。可是时至今日,一些传统美德已经成了祸国殃民的借口。这些传统美德掩盖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和体制上的弊端,它们的盛行,从一个侧面说明,社会进步的脚步仍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珍惜生命是人最基本也是最高尚的品德,保护生命,维护生命的尊严和基本权利,是社会的责任和正义的出发点。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缺失的和需要规范的实在太多了。
很多年前,陶行知就说过: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我接着陶老的话问一句:我们还要等到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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