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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苦,受得累,信誉好,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温州商人打下的金字招牌。然而,随着近期温州数十位昔日富商老板资金链断裂后“跑路”,使得温州商人以及当地经济状况备受拷问。
在温州实地调查期间,多位温州商界人士向晨报记者感叹温州商人的可贵品质正在淡去,投机逐取暴利使得温州商人偏离了发家时的实体经济,转而投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并且有一些还渐渐沾染上了赌博等恶习。 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表示,大部分温州企业主依旧保持创业激情,但一些“跑路”老板却迷恋虚拟资本游戏,倚重高息的民间借贷,押宝房地产,最终只能饮鸩止渴,作茧自缚。
上世纪靠一个纽扣挣1分钱发家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温州艰苦创业的精神让人记忆犹新。不仅在温州当地,在全国中小城市都能看到温州人开设作坊,全家老小起早贪黑,一起干活加工眼镜、电器的身影,他们甚至还要自己蹬着三轮车送货。
50多岁的章华妹是“中国第一个个体户”,如今她是“伟星”纽扣温州总代理、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解放北路,店铺加上仓库已经有200多平方米,主要做批发,生意红火。
章华妹对晨报记者介绍,1985年孩子刚出生8个月,自己便在自家门口摆了一张小桌子,卖几毛钱的日用品,摆点纽扣、纪念章、手表表带,后来便主要销售用于制衣的纽扣,“一个纽扣挣1分钱,靠辛苦劳作打下了现在的基础”。
和章华妹一样,来自苍南县的管氏几兄弟从穷乡僻壤走了出来,刚开始干小工,后来做批发、贸易,发展到现在旗下有5家子公司。
管氏企业中温州翔怡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管小春对晨报记者介绍,当时打火机零售价1元一个,而利润一个1角,但有一大批温州人正是如此发家的。
温州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向晨报记者介绍,自己在1992年以5000元下岗工人安置费起步,创办工厂生产打火机,两口子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义无反顾打拼天下,到1997年获中国最强打火机企业称号。
对于那个时代温州商人及其骨子里面的精神,周德文概括说,“上世纪80年代为‘四千精神’,即走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说了千言万语、想出千方百计;90年代为‘四自精神’,即自力更生、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
现如今转投房地产埋隐患
然而,转瞬之间,温州中小企业突然面临大量倒闭的消息,令很多温州商人开始反思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9月27日,“正得利”鞋业的老板沈某跳楼自杀,在温州双屿的“中国鞋都”乃至同行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一位工厂员工黄先生说,沈某之前在全国各地投资了大量的房地产,其中也使用了大笔的民间借贷。同时,另一说法称沈某迷恋上豪赌,结果欠下巨债,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
在周德文看来,如今大批企业逐渐放弃实业,转向投资房地产以及虚拟经济,从而埋下了危机的伏笔。以打火机企业为例,2001年时温州拥有近4000余家打火机企业,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市场份额,而十年后保留下来的企业却已经不足100家。
这期间,当1998年全国取消福利房,推行商品房制度,敏锐的商业嗅觉让温州人感到了又一次投机的机会,于是温州炒房团名声鹊起,以至于发展成老公开厂赚钱,老婆全国买房的掘金路径。
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主向晨报记者介绍,自己的工厂有1000多名员工,然而一年辛苦下来利润不足百万,而老婆在上海投资了10套房产,8年间获利超过3000万。
在暴利的引诱下,更多的温州人开始迷恋上房地产这个游戏,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借助高利贷。与此同时,富裕起来的温州商人也渐渐沾染上赌博的恶习,甚至靠高利贷筹集赌资。
中小企业难以获得融资使得民间借贷繁盛。今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上半年,温州当地发生的民间借贷高达485.5亿元,是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
管小春介绍,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也节节攀升,根据近段时间行情,每万元的民间借贷月息,已经高达600元,此后,还有个别企业所借贷的钱,每万元月息已达800元,甚至1000元。
周德文强调,随着去年以来全国房地产调控政策频出,房地产利润难以支撑高昂的高利贷利息,资金链断裂成为压倒诸多温州商人的最后稻草,于是“跑路”成为必然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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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高利贷案引爆:13亿资金八成债主为公务员
在近期连续发生高利贷崩盘事件的温州,一起惊人的高利贷案被引爆:温州永嘉人施晓洁,于2009年前后以高利率向社会筹集资金约13亿元。本月21日,施晓洁与丈夫刘晓颂携带这些资金潜逃,数日后被警方抓获。引人注目的是,据部分债主反映,这起集资案八成债主是永嘉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频繁的高利贷崩盘和惊人的老板跳楼自杀,让人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温州这个投资天堂。大批官银介入高利贷被坐实,让人忧心忡忡。“官银”,是官员资金在长三角一带流行的俗称。在施晓洁一案中,施晓洁夫妻8月份打出资金有8个多亿,其出处账户的户主都无法查找,要么身份虚构,要么人已失踪。这“8亿官银”疑云,从侧面印证了“8成债主是公务员”的说法,更让业界看到了温州官银介入高利贷黑洞之大。
而在较早前的另一个案例中,官银进出高利贷的路径更加清晰——今年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公务员,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 2000万到8000万不等。
一笔存款上千万,集资总量数以亿计。官银介入高利贷,看得人触目惊心。但是,由于被卷走银子的官员们都是一律低调,宁愿血本无归,也不敢公开站出来追讨,甚至不敢承认自己被卷走了钱,这给纪检部门出了个难题。在“牵涉者众”的情况下,债主们很可能因此集体逃过一劫,“8亿官银”疑云则可能不了了之。
公务员掌握着公权力,当他介入高利贷之后,他就难以摆脱以权谋私的嫌疑。更何况,从这些年查处的案件看,勾搭官银的高利贷流行着这样的潜规则:我帮你办事,你帮我放贷,双方互相利用,共同发财。这其实形同一种变相的行贿行为,轻则影响一个官员的政治生命,重则影响我国经济甚至是政府的声誉。而实际上,公务员经商持股都与党纪国法不合,更何况高利贷呢?那些放高利贷的公务员们,本身就涉嫌违法。如此确凿的违法行为若轻易放过,势必导致其蔓延,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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