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角度反思中国道德危机

赵张山

近年来，中国发生了众多涉及道德的事件，如“小悦悦事件”、“扶摔倒老人”、“学术腐败”、“天价药费”、“未婚同居”、“医生收红包”、“有毒食品”、“包二奶”、“公权私用”等。这些事件涉及了职业道德、商业道德、家庭道德、个人品德等道德的众多领域，引起了思想界和大众对当代中国道德状况的反思。 　　主流的观点认为，当代中国存在较严重的道德危机；不过，从理论上看，在讨论道德危机这一问题的时候，人们侧重于讨论“为什么会出现道德危机”或“道德为什么会面临危机”的问题，而缺乏对“谁之道德危机”和“真的是道德的危机吗”的反思。对后两个问题的反思，则对深入认识当前中国的道德危机问题，存在前提性的理论意义。 谁之道德危机？ 　　“谁之道德危机”这一问题主要是对“道德危机”之中“道德”的追问。今天，我们习惯于谈论道德危机，对于这其中的道德何指则缺乏关注，或者说，对这道德属于何派何家的道德缺乏关注。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传统主流的儒家道德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否定，如今在许多领域，儒家道德的影响都几近消失。建国以来，政府一直提倡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价值体系，但至今为止，仍然没有见到一本权威性的系统阐述这一道德价值体系的著作；与此相反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唯物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认同危机。西学东渐以来，自由主义正被不断的介绍入中国，不过，虽然经过了几代学者的努力，自由主义的影响仍然主要停留在知识界，更多的普通大众及其生活，则很少受到自由主义的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不存在一个受到学界和大众普遍认同的、且具有现实实践指导价值的道德体系。这样一来，“谁之道德危机”的问题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找不到具体的反思对象的情况下，“谁之道德危机”的问题则不是那一派的道德危机，而是演变为“找不到主流道德体系”或“缺乏主流道德体系”的危机。 真的是道德的危机吗？ 　　“真的是道德的危机吗”这一问题主要是对“道德危机”之中“危机”的追问，也可以说是对很多问题能否归结为道德危机问题的反思。
　　比如医生收红包的问题。如果一个医生收红包，则是道德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医生收红包问题，演化为全国医生都在普遍的收红包，却没有受到或很少受到制裁的问题，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收红包的低风险这个现象中应该谴责的不是道德的不完善，而是法律的不完善；而且正因为收红包得不到法律制裁，加纵容更多的医生去收红包。医生收红包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成了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但仍然不见法律的行动，这是中国法治的悲哀。

赵张山

再比如扶摔倒老人的问题。这个现象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是恻隐之心的道德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是法律的不完善问题，一旦诬陷行为得不到法律的惩罚，则会给更多投机者提供投机的机会。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能随便去扶摔倒的老人，以至于有老人摔倒了却不见人扶，这是恻隐之德没有受到法律保护所引发的后果。
　　对“真的是道德的危机吗”这一问题的反思，对于避免泛道德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泛道德主义者喜欢从道德的角度去思考非道德领域的问题，并把这些领域的问题归结为道德的问题。中国长期以来被许多人（特别是西方人）认为是一个道德的国家，避免泛道德主义倾向，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道德为什么会出现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道德危机”或“道德为什么会出现危机”这个问题，思想界的关注比较多，普遍的观点是把道德危机出现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外来思想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思想的挑战，是导致道德危机的原因，但不是最根本的原因。“道德为什么会出现危机”的问题，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道德危机不是目前才有的，中国历史上就曾发生多次道德危机，较为著名、实现较好道德变迁的两次道德危机，分别发生在孔子时代和北宋时代。

　　孔子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道德危机很严重，北宋建立在唐末及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基础上，且主流的儒家道德受到佛家思想的严重冲击，道德危机问题是当时统治者非常忧心的一个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时期的道德危机都和政治社会的发展或外来思想的挑战有关，但最为根本的问题还是当时对道德的主流理解和规定，面临理论上的合理性危机。

　　前孔子时代，人民对“德”是从外在行为来定义的，把“德”理解为博施济众、惠民、行仁和轻刑，并把这种道德的行为和外在的事功联系起来，无限夸大德行的现实作用，构建了一副“仁者无敌”的美好图景，这副图景的最生动体现是对于一些圣人及其事迹的描述，不过这个图景是脆弱的，一旦行德取不到意想中的效果，人民对于道德的认同就必然会发生危机。

　　北宋时期，占主流地位的儒家道德思想相对于佛教心性思想来说，无论是从论述的深刻性还是体系的严密性来看，都是差一筹的，而且儒家的道德理论没有对生于乱世之人的心理提供理论的依靠，对于道德上非常重要的个人如何修身、个人如何提升的问题也没有系统的论述，这必然引发人们对儒家道德的认同危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今天的道德危机的根本问题，也是现有道德观念面临理论上合理性危机问题，现成的对于道德的理解和规定，已经不符合现在人的道德心理，如，今天许多人都在抱怨公交车上年轻人不给老人让座位，但仔细对“给老人让座”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给老人让座”这个现成的伦理观念是一个不偏不倚型（即对所有人的要求都一样，体现了平等原则）的义务型伦理，它和强调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现代观念有冲突。笔者认为，是否给老年人让座，应该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交由具体的拥有座位的年轻人，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做出，而不能树立一个“年轻人就应该给老年人让座”的前提，特别是当这种“应该”变为“必须”之后。

　　今后的道德，不可能再是那种设立一个普遍的外在的道德规范，然后要求所有相关人都应该遵守的“不偏不倚型”的道德了。康德提出的“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应该交由具体的个人自己来决定，这对于今后中国的道德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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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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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语。。也许要触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