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在港过90大寿 与妻子翁帆秀甜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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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觉得翁帆怎样？
    杨振宁：她聪明可爱，而且是一个没有心计的女孩。我认识她的时候，用guileless（单纯）来形容她，两年后，我觉得她仍然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她的特点。她也不是aggressive（行为激烈）的人，对世界并不是主动要去改变的人。
    记者：你觉得杨教授怎样？
    翁帆：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绝不令我沉闷。而且他很有品德，这是他最好的地方。开始认识他的时候，还会常想着他是大人物，是学者，很尊重他。慢慢接触后，这些已不重要。他很好，常会出些数学题目给我做。说我能回答的话，就算达到什么水平。
    记者：你什么水平？
    翁帆：我的水平有时高，有时低。
    记者：你有出题给他做吗？
    翁帆：我有没有出过题给你做？
    杨振宁：可能有吧，不过记不得了。
    翁帆：我可能有给他出题吧，但不是数学题。
    杨振宁：我们还一起改徐志摩的诗。我们是怎么改的？我记得我们的第一句是“你我相逢在晚霞灿烂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我们把徐志摩的“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改了。
翁帆：后面我们还改了很多，现在忘了。
    （2006年7月9日刊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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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于新加坡丽嘉登酒店。右起：翁帆、杨振宁、潘国驹、胡祖协、潘星华。

   杨振宁：和翁帆互相学习 不存在代沟问题
　　整个世界在过去40年至50年的经济成长，是一个历史的奇迹。这些年，世界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好，但一般讲起来都好，虽然速度不一样，进度也不一样。
    2006年7月8日早上，我在新加坡丽嘉登酒店，专访杨振宁和翁帆两人。当日中午，杨翁两位受邀参加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会午宴，席上谈及中国学术界造假课题也附在后面。专访有部分已经刊登在7月9日的《联合早报》，不再重复。
    潘星华：欢迎两位到新加坡来，我们先谈谈南洋理工大学这回的“杨振宁优秀生计划”吧。
杨振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常到新加坡来，经常去南洋大学。1990年还去过南洋理工学院（南洋大学为南洋理工学院的前身，南洋理工学院为南洋理工大学的前身），这之后就没有来了，已经16年了。我想，以后会常来，因为南洋理工大学有了“杨振宁优秀生计划”。
    潘星华：南大用您的名字，为他们的优秀生计划冠名，显然是希望以您的成就，作为年轻人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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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这个优秀生计划用我的名字，南洋理工大学和潘国驹都曾为此和我谈过，我很愿意帮助新加坡培养杰出人才。现代年轻人生长在一个没有英雄、没有楷模的年代，所以把能唱歌的、娱乐的，都当自己追求的偶像。新加坡在几十年间经济起飞，发展得很成功，是个很特别的现象。经济好了，创造出来的机会多了，新加坡年轻人的兴趣、志向，不可能不受到这个环境影响。他们会发现做金融行业，可以很快很成功，那为什么还要为学术研究埋头苦干？于是，对学术研究，不管文、史、理、工，都没有太大兴趣。这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不是只有新加坡才有，只是新加坡会比较厉害一点。
    我是1967年第一次到新加坡来，在70年代，常到新加坡来。90年代之后，没有再来过。我发现这16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得很好，亚洲经济风暴，好像对新加坡影响不大。新加坡这么小的地方，在几十年内能有这么大的经济成就，没有出现乱子，这怕是史无前例。整个世界在过去40年至50年的经济成长，是一个历史的奇迹。这些年，世界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好，但一般讲起来都好，虽然速度不一样，进度也不一样。
    例如这次，我们到美国去了一趟，去了两个月。我有两年没有去美国了，我发现美国房价大涨，中上层的人，现在都很阔气。因为当初用五万元买的房子，现在变成20万了。房子虽然还没卖出去，心里已经很阔气，一心想着消费。再加上现在中国产品销到全世界，都卖得很便宜，美国的物价不涨，人人有钱，于是大家都赶着消费，消费是繁荣的状态。
    前阵子，我们也去了欧洲。欧洲是老的文化，不像美国有那么多穷人，贫富差距没有那么大。新加坡是另外一种繁荣。我们下一站去马来西亚，相信情况也很好。所以，我想平均起来，整个世界变得很繁荣。在繁荣情况下，年轻人就想加入繁荣的队伍，于是就欠缺了要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的那种苦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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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我在广州，有记者问我中国该如何创新。我说了几句话，他们断章取义，结果引起很大的误会。这回你一定不要再写错。
    当时他们问我应该如何鼓励创新。我说，现在全世界都注意创新：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当时我还没有提到新加坡。我说大家都极力提倡创新，但是要弄清楚有很多不同的创新。记得当时我讲有四种创新，一是爱因斯坦式的创新、一是杜甫式的创新、一是比尔·盖茨式的创新、一是任天堂式的创新。我说，这些都是创新，名字是一样，但是性质很不同。所以，必须注意这些不同性质的创新哪些对当前社会最重要。我说，对中国来说，比尔·盖茨和发明任天堂的创新，对当今中国是最需要的。我说，比起这些，得诺贝尔奖，反而不是最重要。结果，报纸出来，却变成我发表诺贝尔奖无用论。
    现在世界很多政府都注意科技发展，增加对科技投资，因此也创造了机会。新加坡政府这次支持国际物理奥林匹克大赛在新加坡举行，就代表了政府要在科技发展上多做事。今天看到新加坡那么繁荣，让我想起五六十年代看过一出意大利的纪录片，叫《奇怪的世界》，它到世界各地取景，其中几个讲新加坡的镜头，还拍到新加坡的鸦片馆。从那时到现在，新加坡的转变，可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里面有很多人作了贡献。如果说新加坡有什么创新，潘国驹那样的创新就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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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星华：什么是潘国驹式的创新？
    杨振宁：20多年前，潘国驹来跟我说要做科技出版事业。他说，比起欧洲，当时新加坡的工资不高，但是出版印刷的水平已经很高了。我当时虽然没有表示异议，但是总觉得事情不大妥当，有点危险。过了五六年，他又来了，他说，他不只出版科技书籍、会议报告，还要出版科技杂志。我告诉他，这个你更要当心。出版会议报告，是会议主持人来求你，但是科技杂志要组稿，是你要去求人。他后来仍然去做，因为他在这个领域认识很多人。
    我想，他的成功，是把眼光、本领和机会都集中起来。做什么事，都要有眼光、本领和机会才行。去年是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奇迹100周年纪念，很多地方邀请我去讲爱因斯坦。我说，爱因斯坦的成功在于他有眼光。以他的情况、本领和机会，可能别人都有，但是他们没有他的眼光。科学家的眼光虽然跟企业家的眼光不一样，但是在根本有它的相似之处，就是要看得远，而且能抓住其中的要点。我认为爱因斯坦比他同时代人特别成功之处，就在于他的眼光特别远。
    科学家和政治家的眼光很不同，也有共同点。我非常佩服李光耀。他也是有眼光、有本领，又能抓住机会的人。很少人能以短短不到50年的时间，把一个小岛创建出今天这么的状态。他的自传很有意思。我告诉翁帆，李光耀是个能够持续不断跟美国传媒打笔战的人。
    潘星华：很高兴看见你们两位神采飞扬，最近感觉怎样？
    翁帆：我们两人在一起很愉快。我想，要神采奕奕，首先要心情好，感觉快乐。我认为保持心态和心情愉快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两人有很多话要说，谈的并不是深奥的东西，不一定讲哲学、讲生命，总是什么都谈。振宁的朋友都说他这两年年轻了，每次看见他，都说比上回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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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星华：没有代沟吗？
    杨振宁：讲代沟，要看什么意思。我和翁帆在一起后，使我对中国像她这一代的年轻人熟悉起来，有了从前我所没有的了解。我在中国成长的时候，不管是“七七事变”之前，或中学，或到昆明读大学的时期，那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处境，跟她们现在这一代很不同。我从她那儿学习到很局部的中国社会动态，她对我的那个时代，也很不了解，我慢慢把我这几十年来的经历告诉她。
    全世界都改变得很快，而中国改变得特快。从我年轻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很多家庭都对孩子采取保护的态度。不少70年代出生的孩子，两岁还不会走路，因为都给祖父祖母整天抱着，小孩都在大人爱护和抑制之下成长。翁帆在我们结婚前，和几个朋友背着背包到内蒙古的草原去，这需要胆量，需要肯面对大世界的勇气。这跟我们那一代很不一样。不只物质条件现在跟从前不一样，整个精神状态也不一样。在我成长时，中国的伦理传统对于年轻人的影响还很大，小孩要听长辈的话。到翁帆这一代，基本上已经从那里解放出来。
　　翁帆：我们基本上都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父母只是一个顾问，他们提意见，但是最后还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杨振宁：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好现象。让年轻人能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这在美国最普遍。不过，以自己个人意志为主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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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星华：请再进一步谈谈东方教育和西方教育的差异，就以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谈谈吧。
    杨振宁：美国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很多中学生辍学，他们叫dropout。有30%的中学生dropout，这是美国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就没有小孩会dropout。孩子就算读书读得很苦，也无法dropout，父母师长会对他施加压力，要他继续留在学校。美国的孩子则干脆离开学校，不干了。传统的中国是一个方向，个人主义的美国，又是另外一个方向，是两个极端，走到极端，都不好。
　　四个月前，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写美国现在是Drop Out Nation，是辍学者之国。我想，美国中学校长看见中国中学的辍学率，一定非常羡慕，想要怎样做才能达到这样低的辍学率。去年我在新疆，很多人问我中国的大学办得怎么样，我说办得成功极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不久前，丘成桐才刚大骂中国的大学办得坏极了。
    最近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说美国的教育政策糟透了，因为美国高中学生考试的数学和科学成绩，都是全世界倒数。而亚洲国家，如中国、韩国、新加坡、日本却是名列前茅。每个制度都有不好的地方，只有想办法弥补一下。十多年前的台湾，因为考试太多，家长很不满意。李远哲回到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后，搞了教育改革的计划，听说不太成功。我认为不成功之处，在于层层考试，的确有很多弊病，但是解决这个弊病，不能单从教育改革做起。层层考试，整个东亚都有，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有其社会背景，无法单靠教改来改变。整个亚洲的社会传统和美国社会传统很不一样。美国社会是个很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美国有30%中学生辍学，只要读不上，觉得很苦，就辍学。但是亚洲学生读得怎样再苦，也无法辍学。这是整个社会的风气，不改社会而只改革教育，是不行的。
　　层层考试的压力的确是不好，但是无法一下改过来，要采取和缓、弥补的办法。有真聪明的孩子，可以让他们跳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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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大学开办少年班，已经20多年。所培养的学生，据说有成功的，有不成功的，我认为应该客观地去研究一下。办少年班是个很重要的实验，办了这么多年，培养了几百个学生，应该可以做一个检讨。但是，据我所知，这个研究很难做：想研究的，没有资料；有资料的，不想研究，怕一旦少年班的缺点暴露出来，整个班会被取消，牵涉了整个体制的问题，这是很可惜的。这个问题要在美国，就会由校外人来做客观研究。
    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有个孩子叫宁铂，是江西乡村的小孩。当日被选上的时候，全国的报纸都做了报道。后来我曾经和20几个少年班的孩子见面，其中一个离我最近的孩子问我说：“杨教授，你认为我们应该念我们喜欢念的科目，还是念学校要我们念的科目？”从他这句话，我了解这个孩子心里不满意，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宁铂。他很聪明，可是他的意见跟学校和整个社会不一样，他没有出国，只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一名教师，前两年，听说去云南的寺院做和尚，现在地位已经很高了。我认为中国科技大学办少年班的经验，应该客观总结一下，这是很值得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去研究的，不要因怕被取消而不愿公开资料。
    （星华注：宁铂，两岁半时能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三岁时能数100个数，四岁学会400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八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1978年，宁铂成为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首批学生，读的是理论物理。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被中国科技大学校方阻止；一年后，再次出家。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于1978年3月，在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几位华裔诺贝尔奖得奖人的大力倡导，方毅的支持推动下成立。截至2005年，已招收29期共1134名少年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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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星华：新加坡正不断吸引外来人才，您有什么意见？
    杨振宁：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明白新加坡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跟美国、中国所需要的人才不完全一样。美国的中学教育所热衷的是普及教育，所以采取不施加压力的态度。到了研究院，要研究深奥复杂的学问时，则从全世界吸收人才，这使它占了很大的便宜。但是，美国能做到的，却不是其他国家能做到。例如美国可以吸引很多人，已有人满之患的欧洲虽然眼看美国的办法很成功，却无法照跟。美国好的研究院有50%的研究生来自全世界，可是却不是很多国家能够效尤。我了解新加坡正在学美国，引进很多中国移民。新加坡经济状况好，吸收中国移民来，等于是中国为新加坡培养人才。
    另外一点也要注意。大国像中国，小国像新加坡，对于吸引人才的态度，也无法完全一样。大国像美国，可以全面发展，吸收来自各方的人才；小国像荷兰、奥地利，他们只在某几个领域发展的原则，可以让新加坡借鉴。新加坡过去几十年的成功，是有了一个整体正确的政策，才把经济搞上去。现在政府很注意科研、创新，听说给了大学很多经费。至于应该向哪个方向投资，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基本原则是抓住机会，吸引已经在某个有发展的领域有成就的人到新加坡来，再围绕这个方向发展，这是比较好的。如果要全面发展，新加坡是没有办法和中国、美国等世界大国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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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星华：亚洲学生到美国去读书，您有什么提点？
    杨振宁：大陆的朋友常问我，他们的小孩应该送到美国好，还是留在国内好。我说，对于非常聪明的小孩，也许到美国好，大学就去。因为美国最好的大学，能够提供很好的条件和机会，而美国教育的缺点，对最聪明的孩子，不是大问题。可是，如果孩子不是最顶尖的，不是95%以上，而是85%左右的，我认为还是留在国内好。因为国内的训练更好，更扎实。
    一年前，我在清华大学教大一物理，班上有130名学生，平均成绩都很好，比我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学生好。其中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来问我赞成他到美国去读大二吗。我说，这需要你和家长来决定。决定之前，你要先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美国好的大学生都很聪明，美国的社会风气使这些学生都很炫耀，都要把你比下来，比你聪明，你在这个环境，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是很重要。有些人到了这个环境，会变得很气馁，有些人则会受到激发，变得更勤奋，因此必须对自己有所认识，再做出决定。
    另外，美国教育政策跟中国教育政策不一样，就是中国采取训导，学生基本上听从教师指导。美国则让学生自己去发展。亚洲学生去到那样的环境，有些人会得其所哉，有些人则会茫茫然。所以，我说，你一定要了解自己是否能在这个环境下昂首前进，还是就气馁不行了。一个真正聪明、有斗志的孩子，对于从前没有训练好的东西，是能够一脚就跨过去。亚洲教育的好处，是有很扎实的基础，能让孩子安心前进，美国大一学生知道很多东西，但都乱七八糟，底下是空的。特别聪明的美国学生，在竞争之下，很快就把底下的空洞填补起来，很快把原本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弄清楚了。所以去美国之前，一定要对自己认识清楚。
    一星期后，这个学生来告诉我说，他想清楚了，他是可以应付美国环境。我告诉他去找一些已经出国去的清华学长了解情况，后来我听说他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之后再没有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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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任君：近来媒体报道了中国学术界，特别是科学界的一些造假剽窃现象，这个问题是否很严重？
    杨振宁：在一个经济高速度发展，而政府极力促进科技发展的社会里，是很容易发生这个现象。中国的科研体制有使得这些事情更容易发生的特点。在美国，科学研究的计划，是由基层做的人提出来，经费巨大的话，则由高层去评比、批准。整个制度，是从下而上。但在中国，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做事情的方式，是从上而下。例如做环保，是由政府提出，政府设定，从上而下。容易出毛病的地方，就在于中间常有非专家插手进去。我想，这是整个结构的问题，不是一两天就能改过来。中国很多基层研究人员，对此很不满意，吵到网上去，就显得这个问题在中国特别严重，其实，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有。
    林任君：我了解。但如果学术论文在国际上发表，也能够造假通过，就令人惊讶了。我以为国际的评准通常是比较严格审查的，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能轻易过关呢？
    杨振宁：这个与中国不中国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韩国那位黄教授，给他这样一搞，韩国人说我们现在不可能在世界重要的杂志上发表论文了。在科学的前沿，不可能没有不同的意见，论文送出去评比，有些不同的意见，那是很自然的，是客观的。因为在前沿上做研究，应该向哪个方向走，意见不可能大家完全一致。这个与投资房地产，大家对不同地方有不同看法是一样的。评比没有绝对，有人作假，一时很难查出。
    很多年前，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洛克菲勒大学是个知名的大学，当时发表了一篇论文，后来发现那个研究是假的。这个研究是说把白的和黑的老鼠杂交后，会出现身上一块白、一块黑的花老鼠。后来才发现这其实是研究员涂上去的。他把老鼠身上涂得一块块的，这种新鲜事是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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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任君：一般人认为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更有客观的标准。
    杨振宁：国际上最好的科学杂志发现，作假的很多是生物科学。我问过我一位好朋友，他也是诺贝尔奖物理得奖人，他后来转行去搞生物，对物理和生物都很在行。我问他为什么生物容易作假，而物理作假却绝无仅有呢？他说，这很简单，因为生物的前沿方向很多。A做的，B和C很少会去检查。它铺得很广，作假五年十年没有人会发现。物理的作假，则一两年就会被发现。
    （星华注：韩国“克隆之父”、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于2005年12月承认，其科研小组在同年5月《科学》杂志发表的论文中的胚胎干细胞大部分“不存在”，并要求《科学》杂志撤销该论文。）
    （星华注：林任君是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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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质疑，杨振宁、翁帆：“我们是天作之合”

    [编者按]：由翁帆女士编译、杨振宁先生所著的新书《曙光集》1月6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上市。《曙光集》一书中，精选了杨先生及其友人所写的五十多篇文章，包括论文、演讲、书信、访谈、散文等，其中约一半文章未曾结集出版，很多篇目也从未发表过。全书涉及杨先生深刻的科学观点、独特的社会见解和丰富的个人情感，既展现了二十世纪一个人的历史和一个学科的历史，也反映了二十世纪一个民族的浴血重生的历史。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总结之作，还是一部开来之作，它既是杨先生面向过去的生动总结，又是他面向新世纪的曙光展望之作。书中还收录了杨、翁对这段恋情的理解。现特将书中部分内容刊载，以飨网友。

    2006年1月22日的《亚洲周刊》上面刊载了平路女士的文章《浪漫不浪漫?》。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平路女士，也没有看过她的文章。但是她点了我们的名字，说三道四了一通。我们觉得有必要在《亚洲周刊》上作一回应。平路在短短一千多字的文章中：

    嘲笑和骂了老年人身体不好的窘态；

    嘲笑和骂了儒家传统的种种；

    用了多种言语描述老夫少妻婚姻有“解决不了的孤独”。

    在我们看起来，整篇文章缺少的是阳光、是希望、是同情、是爱。

    文章中说：“或许因为快乐而悲伤，或许因为悲伤而快乐……问题是，谁会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相呢?”

    平路女士：我们现在就告诉你我们相处的真相：我们没有孤独，只有快乐；与你所描述的、或所期望的，完全不同。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你一定不喜欢这个成语，其实像许多汉语成语一样，它是极富内涵的四个字。）

    不管平路女士怎样解说，在我们读来，她的文章中多处是在咒骂我们。我们是骂不倒的。可是她是否应该反省，应该道歉呢?

    附：浪漫不浪漫?

    平路女士原文，原载《亚洲周刊》2006年1月22日。

    不久之前，音乐会中见到那位老科学家与他的新婚妻子。

    其实，我见到的是他们的后脑袋，唧唧咕咕不时在私语。看起来，年轻妻子频繁请教，得过诺贝尔奖的老科学家耐心作答。小鸟依人一般，妻子时时把一头秀发靠了过去。

    结束时他们起身，沿着走道往出口走，众人让路，眼光里有朝圣般的景仰艳羡。男士们大概也深受鼓舞，有为者亦当如是；女士们瞪着她光洁的面孔，这一刻优劣立判，是的，年轻就是胜利。
两人十指紧扣，走道两边频频轻呼：

    “好浪漫!”

    “没见过的，真罗曼蒂克。”

    这么样目光所聚，背叛了世俗?不，我要说，他们恰恰是切合于世俗。

    远远看着，白发红颜，像浪漫的佳偶。

    几乎淹没了真相。尤其我们的儒家传统温柔敦厚，总为贤者讳。不像日本，作家习惯写作诚实的私小说，譬如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人，将老之际，便用文字坦露面对年轻女性苍凉而异色的心境。

    但在儒家传统的道袍之下，老夫少妻的匹配对照于社会期待，反而相得益彰：他们是常规的遵循者，不是顽勇的叛逆者。

    男性家长制的权威操控，其实，正是儒家文化中被一再遵循的家庭模式。儒家的丈夫角色如父如兄，因之，最可以消受白纸白璧般无知无瑕的小女人：幼齿的“幼”、尚青的“青”、乃至雏妓的“雏”，对男人来说，意味着无须拼搏就可以轻松操控。

    更何况，儒家文化对女性的训育也注重在妾妇之德：所谓的妇德、妇红、妇言，都教女人及早放弃自己的自主性，甘愿把心智停留在稚嫩的髫龄。

    对妻子，毕竟是一种太长久的压抑，所以儒家文化的家庭结构包含着隐隐的暴力：日后，不满足的妇人用扭曲的欲望或变态的凌虐，掌理家、支使子媳、或顿挫那只无能的老兽。

    真相是……

    老夫少妻怎么过日子?

    眼前飞着细小的蚊子，视网膜有破洞，膝盖头也飕飕地风湿骨刺，睡到夜晚有欲尿的感觉，站着，憋气，却又像滴漏一样迟迟出不来。

    老男人的夜，实情像叶慈的诗篇《航向拜占庭》吗?An aged man is but a paltry thing./老年男人无非琐屑小事。

    A tattered coat upon a stick./竿子上荡着一件破布衫。还有彼此体温也解决不了的孤独。
见诸艾瑞丝?梅铎（Iris Murdoch）的丈夫John Bailey描述他们晚年相处的书（英文书名是Elegy for Iris，中文译成《挽歌》），写道“我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孤独”，当杨振宁碰到翁帆，老年的孤独碰上青春的孤独，加起来，说不定正好是小说家马奎兹的题目：

    一百年的孤独。

    无从跨越的还有……两人之间两个甲子的时代，其中难以跨越的时代感。他的生命章节已经写到最后，而前面那些关键的章节，萧条异代不同时，她甚至尚没有出生，又怎样用超前的心智一起去重数、去缅怀、去相濡以沫?

    即使两人偶有温馨的时光，不是昂扬、不是灿烂，像是站在晚霞的回光里，随处带着淡淡的哀愁，或许因为快乐而悲伤，或许因为悲伤而快乐……

    问题是，谁会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相呢?

    对隐然合于流俗的事，华人世界总喜欢锦上添花。因此，这“美丽的礼物”，目前看来，将为大师的晚年红袖添香；为传统老男人的生命，添加上令人羡慕的尾巴。

    我在意于它强化的仍是某种“迷思”（Myth）。教导俗世男女，追求最传统的标的物。偏偏有人说他们充满勇气。这是混淆视听的说法。

    其实，他们依着传统的模式相遇与相交，像是某种形式的郎才女貌、某种形式的各取所需，其实并非异类的情爱，亦算不上艰辛的苦恋痴恋，过程既不惊世、也不骇俗，后来婚礼果然祝福盈庭，如果要说当事人有勇气，他与她的勇气加起来也比不过任何一位毅然出柜的同志朋友。

    明明是在传统架构里镶嵌得宜，却名之为浪漫、名之为勇气……

    而我担心的尤其是，这浪漫的“迷思”将影响深远：它关系着女人继续把皮相青春当作本身可欲与否的唯一标准。

《曙光集》   杨振宁著   翁帆编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1月出版   定价：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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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与妻子有代沟 去世后赞成翁帆再婚

2008年01月07日08:31  来源：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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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帆为杨振宁重复读者、媒体的问题。记者 蒲东峰 摄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及其友人所写的五十多篇文章，由三联书店出版社结集成《曙光集》一书出版。昨天，杨振宁携夫人翁帆出席在三联书店举办的新书首发仪式。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许鹿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钝等也应邀前来为新书捧场。首发式上，杨振宁说他与妻子有代沟，翁帆则从容应对，称与杨振宁的代沟“不是一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把两个人不同的经历和感受介绍到彼此的世界与年代里，我觉得这是一种好处”。

　　

《曙光集》首发仪式现场

　　杨振宁称与翁帆有代沟

　　在《曙光集》中，杨振宁回忆了与黄昆、邓稼先、陈省身、丘成桐、施温格等中外老友的交往故事，总结了他们的思想和成就，勾画了他们的经历与人生，殷殷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除去友人，杨振宁还写到了他的父亲。在谈到与翁帆的婚姻时，杨振宁说：“我跟翁帆说，将来我不在了，我赞成你再婚。她说：‘我当然不会，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告诉她，赞成你将来再婚，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讲的；年纪轻的杨振宁，希望你不再结婚。”

　　对于此次推出《曙光集》，杨振宁认为很有意思。他说：“我跟翁帆是三年前结婚的，结婚以后通过这几年的接触，我就知道我们之间是有一个代沟，因为我80多年的经历相比较她的经历，这其中所有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杨振宁认为，这样一种状态完全影响了他们对一切事情的看法，“所以我们讨论了一下，觉得出这么一个文集也有点意思。”

　　杨振宁说，能在85岁的时候出这本《曙光集》他很高兴，“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常常看见一些有名的画家，比如齐白石，他总是在画了画以后签他的名字，下面写‘时年83岁’。那个时候我不太懂他为什么要写这句话，现在我懂了。我想一个人到了80多岁的时候，他的看法、他的感受和一个年轻的人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原因，一方面我想他可以更客观，另一方面他也会更主观。”

　　翁帆因为编译而懂得

　　对于杨振宁所说的代沟，翁帆似乎不太认同。“所谓代沟，也不过是我们互相不知道的东西。比如他知道的电影和明星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他又不知道。但是经过这几年的生活，我们慢慢学会欣赏彼此。”翁帆说，“我觉得这种代沟不是一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将两个人不同的经历和感受介绍到彼此的世界与年代里，我觉得这是一种好处。”翁帆称，这些年的婚姻生活让她个人有很多改变，“其中一个改变就是我更加关注世界，关注社会上的一些事情，以前我的兴趣更多集中在我的专业方面。”

　　对于此次编译，翁帆表示，编这本文集让她明白了一些道理：“他看着一个民族与社会经历了许多变化与发展阶段，而像我这一代人很难有这样深刻的感受，因为在我们懂事的时候，社会已经开始迅速地发展了。我从而也明白了他寄托在书里的热情与希望。《曙光集》也可以说是这20多年间振宁的心路历程———他走过的，他思考的，他了解的，他关心的，他热爱的，以及他期望的一切。”

　　据翁帆介绍，杨振宁每天除了去办公室，主要的时间都在看书和写作上。“有时半夜起床，继续准备文稿，往往一写就一两个小时。”翁帆透露，杨振宁的写作习惯很有意思，他静静坐着或躺着，举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把他正在思考的东西写下来，这样就不会忘。“他告诉我这个习惯已经跟随他几十年了。近三年的文章与演讲稿，不少就是他在空中‘写’下的”。

　　■现场

　　周光召建议杨振宁写母亲

　　《曙光集》一书收录了杨振宁及其友人所写的论文、演讲、书信、访谈、散文等，其中很多篇目从未发表过。全书涉及杨振宁的科学观点、独特的社会见解和丰富的个人情感。书后十六幅彩图中既有杨振宁与翁帆温馨甜蜜的合影，也有杨振宁与多位友人的留影。该书部分文章由翁帆编译。

　　首发式上，杨振宁身着西服精神矍铄，翁帆穿白色上衣温婉大方。夫妇双双坐定面向读者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在随后的活动中，翁帆除了充当杨振宁的“耳朵”，偶尔为他重复读者、媒体的问题外，倘若没问到自己头上，基本一言不发，关注着杨振宁及其他嘉宾的讲话。听到杨振宁发表的观点与见解后，时而点头称赞，时而颔首微笑。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周光召看到杨振宁书中回忆父亲的文章后颇为感动，但他认为杨振宁更应该写写自己的母亲，“我曾经见过他母亲多次，他们母慈子孝的关系充满了浓浓的中国人文精神”。（记者：卜昌伟）

（责任编辑：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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