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数十倍 行业、区域方面表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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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数十倍  行业、区域方面表现突出

人民网记者 罗旭

2012年10月23日08:17    来源：人民网     手机看新闻

（资料图，来自网络）

编者按：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公布的调查数字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到23倍，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经8年仍未出台。本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第四季度制定。据此前披露的消息，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近期，人民网采访组专门就收入分配问题展开调研，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分析，将推出十期报道。本期将重点探讨收入分配的悬殊现状。

改革开放30年以来，虽然经济迅速腾飞，但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却日益悬殊。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行业差距达到8倍，地域差距近3倍。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温家宝总理也谈到中国经济发展中仍存在“收入分配不均在不断扩大”等问题，尽管中央已推出一系列方针政策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但收入分配悬殊的现象仍然存在，收入分配改革已势在必行。

行业间收入差距超8倍 行业内差距数十倍

5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而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私营企业收入远低于非私营企业。

其中，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最高，达9万元以上，最低的农、林、牧、渔业每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两者相差4倍多。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平均工资最高，达35562元，最低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每年收入只有1万元出头，两者之比为3.03：1。如果用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相比，两者差距超8倍。

除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北京的某家大型网络门户网站，新入职的员工月薪2500元左右，高管年薪50万元以上，收入差距达20倍。中关村某家IT上市公司，基层普通员工月薪4000元，高管年薪数十万到几百万元不等，收入差距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我国行业工资差距显然远远超出了合理的比例范围”。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行业工资水平可以也必然存在差距，由于行业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素质等构成不一样，劳动生产率不一样，在产业链的位置不一样，因此，其工资水平当然会有差距，但应该维持在合理范围以内，而现状是，行业收入中不合理差距日益扩大。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更为严重，比如金融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比城镇平均工资高出很多，垄断行业工资的过快增长，更多地反映了垄断利润的快速增加和向工资的转移过程。因此，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的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拉大，大企业的优势不但明显而且依然在加强，而私营单位的生存环境却在恶化。

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东部最高 同区域内金融业工资最高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中，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来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排列是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分别为48493元、37923元、36558元和36000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分别为26800元、22313元、22020元和20677元。按照包含非私营和私营单位在内的全社会单位平均来计算，四个地区的平均工资排名为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

去年中部、西部职工平均工资增速相对较高，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仍然与最高的东部地区存不小差距。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北京市统计局日前公布，2011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56061元，在东部地区相对较高。浙江省去年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含私营经济单位的全社会单位）为35731元，其中不含私营经济的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46660元，年薪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业，达13万元。而东部地区收入相对较低的山东省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36737元。

中部地区的河南省2011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城镇非私营单位）为27357元，在中部地区相对较低，其中金融业职工平均工资为44210元，位列第一。而居中部第一的安徽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40640元，行业排名前两位是采矿业和金融业，分别为66172元和642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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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数十倍  行业、区域方面表现突出【2】

人民网记者 罗旭

（资料图，来自网络）

东北部的黑龙江省2011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6535元，金融业是41879元，位居第二。西部的四川省全部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1489元，金融行业收入最高，年均工资65873元。

全国各个省份职工平均工资中，同为东部地区的北京与山东之间的职工平均工资比为1.526:1，而同为中部地区的安徽与河南之间的职工平均工资比为1.485:1。

不同地区同行业的人员收入也有差别，四川省委的处级公务员年薪不到5万元，而浙江省杭州市的处级公务员年薪10余万元，相差2倍多。

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指出，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实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之后的十年来，中西部发展有了很大变化，但中西部同东部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又有扩大。任玉岭举例说，同是东部，一个县的不同乡镇间也有很大差距，如江苏省兴化县的戴南镇，同该县周益乡财政收入相差42倍。

我国居民贫富差距达数十倍 基尼系数早已突破“警戒线”

近日，媒体披露的调查数字显示，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

据财政部2009年的调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

另据媒体报道，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报告《2012全球财富报告：恢复实力的战役》显示，中国的百万美元家庭位列全球第三，达140万户，比2010年激增19.3万户。中国财富超过1亿美元的超级富翁家庭数由2010年的538户增至2011年的648户，排名全球第五，增幅一年内突破20%。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项重要分析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向人民网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基尼系数稳定在0.16，而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 2007年已达到0.473。一般说0.2之下叫“高度平等”，0.2到0.4叫“低度的不平等”，0.4被视为基尼系数的“警戒线”，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 0.473说明不平等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

2011年末，国家统计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指出，“从五项监测指标来看，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的0.412，实现程度为79.8%。”至于略高究竟是多少，报告中没有确切数据，但超过0.4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任玉岭告诉记者，联合国数据曾估测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或突破0.5。

2012年初，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回答关于不公布基尼系数的问题时表示，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是0.3897。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没有发布，靠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而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偏低，原因主要是高收入阶层居民难以获取真实的收入信息。

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都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李实认为，在过去，我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主要有赖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低失业水平。收入差距虽在扩大，但低收入人群收入在增长，贫困人口数量在减少。如果经济增长出现下滑或出现经济长期衰退，过大的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对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将会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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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难度超想象
汪晓东于洋钱伟张文

2012年10月28日08:3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手机看新闻

打印 网摘 纠错 商城 分享 推荐     字号  分享到...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随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的经济版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空间布局更趋协调，更加科学。为此，世纪之交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谋划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中部地区同比增长11.6%，均高于东部地区8.6%的增长速度，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也都高于东部地区。

　　随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的经济版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空间布局更趋协调，更加科学。更为可喜的是，区域协调发展所带来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升，“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一执政宣言，已成为广大人民的切身感受。

　　“西快东稳”的态势愈加明显，经济增长的“雁阵”逐步形成

　　区域协调发展，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区域发展不平衡又是必然要面对的重大课题。加上极为复杂的自然和历史等原因，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难度超乎想象。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提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在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促进和带动中西部地区更好发展。

　　为此，世纪之交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谋划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全面总结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任务来思考和谋划，由此，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格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专门辟出一个部分，全面阐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议系统提出了“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布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把“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可以说，十六大以来的这十年，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力度最大的十年，也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取得成效最多的十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根本之策；不是一时之举，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不仅是紧迫的经济任务，而且是重大的政治任务”，这样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人心，更转化为各地各部门的自觉行动。

　　“没有中西部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中西部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资源和竞争优势，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分工合作，承接外来投资和产业转移，不断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这不仅是中西部地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战略的需要。”十八大代表、四川眉山市委书记李静说。

　　2007年，西部地区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东部地区，2008年至2011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连续4年超过东部地区。西、中、东的增速排序，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的“雁阵模型”逐步形成，这为中国经济持续较快稳定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011年，中、西部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0.1%、19.2%，分别比2002年提高1.3、2.0个百分点。主体功能区建设初见成效，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区域间产业梯度转移步伐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潜力不断释放。2011年，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2%、23.5%和10.7%，分别比2002年提高5.5、3.2和2.4个百分点。

　　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有力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时也提高了我国经济抗风险的能力。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外向度高，受影响较大，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为稳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坚持因地制宜，不搞全面开花，实现“一方经济”与“一方水土”、“一方人口”相协调

　　“一年一场黄土风，从春一直刮到冬”，这是很多人对黄土高坡的固有印象。

　　中央明确提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和切入点。十多年来，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一系列生态工程，西部地区的绿色不断延伸，西部生态屏障得以加强。

　　“山坡坡栽树崖畔畔青，黄土高坡有了好风景；狂沙那个不起尘少见，林果绕村绿满眼。”今天的黄土高坡上，人们唱的是绿色致富，唱的是科学发展，唱的是区域协调发展带来的山河巨变。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是要搞“全面开花”，不是要搞“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那样显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最终可能导致无法想象的后果。“因地制宜”，是“协调”二字的应有之义。这就是说，经济布局、产业结构要与当地的资源禀赋、自然条件、人文环境等相适应，既要有开发，又要有保护，实现“一方经济”与“一方水土”、“一方人口”相协调。

　　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2006年3月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并根据各区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2007年，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

　　2010年底，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立了未来国土开发的主要目标和战略格局，提出了未来国土空间开发的新理念和新原则，明确了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和各有侧重的绩效考核评价办法，这一规划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国土空间开发规划诞生，也标志着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式形成。

　　划分主体功能区是我们党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全新战略部署，标志着经济发展观念的历史性转变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上的重大创新性调整。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各地各部门也更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多地让无形的手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业转移。

　　今年5月，呼和浩特云计算产业基地开工建设，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巨头”分别投资百亿元在内蒙古打造云计算数据中心。以“羊煤土气”等传统能源产业为经济支撑的内蒙古，如今已跻身包括北京、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在内的大型云计算基地之列。“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适合建立在能源丰富、电力充足、气候寒冷、地质稳定的地区。在这几点上，内蒙古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十八大代表、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王晓初表示，云计算与内蒙古的结合是一次产业与资源优势互补的共赢之举。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前不久，20岁的周小玉离开广东，回到老家四川，并很快在成都找到了一个小区物业管理的新岗位。“现在很多东部的企业迁到西部来了，就业机会多了，赚的一点也不比在东部地区少！”

　　四川是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大省。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四川省转移输出的2106.77万农村劳动力中，省内转移人数达1091.66万人，省外输出1012.19万人，省内转移规模首次超过省外输出。

　　“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加速回流，正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十八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中西部地区的加快发展，让越来越多的本地劳动力实现了就近就业和创业，这不仅可以节约房租、路费等支出，更重要的是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避免了长期在外打工引发的家庭和社会问题。”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目的，无疑是让最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区域协调发展，并非要求“十个指头一样长”，也不可能做到东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完全一致，但是，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均等化，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要义。

　　10年来，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点是在民生领域，财政资金更多投向与群众利益直接相关的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

　　“十一五”期间，中央基本建设投资的60%投向中西部，70多项优惠新政策更给中西部地区百姓生活带来可喜变化。进入“十二五”，国家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大力支持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群众带来更多实惠。

　　2011年，中西部地区的保障房开工量在全国均属领先，数量远多于东部地区；全国县乡公路里程达160万公里，比2002年增加26万公里，东部和中部“村村通”公路目标已经实现，西部98%的行政村通了公路；西部地区县乡村三级卫生机构建设稳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合率达91.5%。

　　2002年至2011年，全国竣工的32854个公共文化设施项目中，中西部地区约占85%。全国竣工项目面积2448万平方米中，中西部地区约占60%。2009年到2013年还将安排资金10.59亿元，专门补助中西部地区社区文化设施建设。越来越多的群众在家中就能收看喜爱的节目，在门口就能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享受到最基本、最便利的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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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收入分配改革系列报道之五收入分配不公酿阶层对立 社会稳定受冲击

人民网记者  刘茸

2012年10月29日08:35    来源：人民网     手机看新闻

编者按：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公布的调查数字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到23倍，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经8年仍未出台。本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第四季度制定。据此前披露的消息，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近期，人民网采访组专门就收入分配问题展开调研，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分析，将推出十期报道。本期重点分析收入分配的失衡会产生何种后果。

今年9月15日，在西安反日游行的人潮中，来自河南南阳的打工青年蔡洋抡起一把U形锁，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颅骨。在他被警方逮捕后，媒体详细地勾勒出了这个21岁泥瓦工的个人像：进城两年多，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梦想上大学，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为最近刚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感动振奋。

像蔡洋这样来自乡村、孤独地漂在城市中的打工者，其形象在近年已经从辛勤工作的建设者、城市化进程的推动者和牺牲者，渐渐向着“引发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一类负面方向转变。他们挣着仅够自己在城市中容身的工资，长期与家人分离，承受城市文化的冲击，在心理上努力消化城乡各种巨大的鸿沟带来的精神危机，并容易在媒体报道中成为暴力事件的主角。

鸿沟存在于各个方面，其中最基础的一层是物质的——他们的收入与城市中其他人收入的差别，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其他人生活状况的距离。

在2010年多起校园血案接连发生后，《华尔街日报》撰稿人崔宇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的观点，指出如果城镇的低收入群体既无法在城镇立足，又无法在农村得到最后的保障，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而忘记了自己同其他人共有的身份，比如国籍、居住地、职业、语言、社会角色和个人爱好等，他们身上的暴力因子就容易一触即发。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也曾说，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过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问题。

2009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首次与网友答问时，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表示：“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

“金字塔”型社会：强化阶层意识

在2012年《社会管理蓝皮书》的发布会上，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颖慧表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的趋势正在愈演愈烈。她认为，收入差距和占有财富的不平衡，正在将我国定型为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而中间阶层的缺失，正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经济学家赵海均曾提出“橄榄型”社会的概念，认为健全的社会形态应当类似一个橄榄：位居两头的极富极贫者都很少，中间阶层却很庞大，使得从最贫到最富之间有一个充分的过渡，社会成员有不断上升的“盼头”，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造成的对立情绪和其他相关社会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撰文称，过去的国企改制、城镇化与工业化“圈地运动”已经为中国制造了3亿以上的弱势群体，使中国社会结构并非“橄榄型”，而是成了“洋葱型”或“金字塔型”。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难以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因素。

构成“金字塔”下端的相对贫困群体较为庞大，意味着其自身特有的困境存在范围广，影响程度大。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已成为典型“社会病”的农村空巢和留守儿童问题均与收入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化有关。他回忆起，今年2月6号晚央视播出的特殊家长会上，有两位不到六岁的贵州小孩竟然三年没能见到自己在外打工的父母，而在当晚舞台上见面后的第二天，父母又与子女分开各奔东西。当主持人问及这两位农民工为什么不能回家，他们都说是工作离不开，而且收入低、没条件让孩子与自己生活在一起。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表明，私企工人工作时长超出法定工时45%，某地私企62%的人一周要干7天，但50%的工人收入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连续多年扩大，而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日前对媒体表示，如果以最富的20%与最穷的20%人口人均消费比例来衡量，中国未来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很可能更加明显。

社会阶层到底分化成了什么状态？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相比国家决策层将国内阶层按收入分为“高、中、低”三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低、扩中、控高”的政策目标，学术界则发展出了多种描述阶层分化的观点，如陆学艺教授的“十阶层论”、李强教授的“四利益集团论”等等；而传播较广的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断裂”理论，则强调各阶层之间的非连续性，不仅在财产意义上，也在生活结构、消费、文化等各个意义上存在。这种“断裂”中潜藏的危险，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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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收入分配改革系列报道之五
收入分配不公酿阶层对立 社会稳定受冲击
人民网记者  刘茸

2012年10月29日08:35    来源：人民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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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公布的调查数字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到23倍，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经8年仍未出台。本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第四季度制定。据此前披露的消息，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近期，人民网采访组专门就收入分配问题展开调研，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分析，将推出十期报道。本期重点分析收入分配的失衡会产生何种后果。

今年9月15日，在西安反日游行的人潮中，来自河南南阳的打工青年蔡洋抡起一把U形锁，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颅骨。在他被警方逮捕后，媒体详细地勾勒出了这个21岁泥瓦工的个人像：进城两年多，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梦想上大学，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为最近刚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感动振奋。

像蔡洋这样来自乡村、孤独地漂在城市中的打工者，其形象在近年已经从辛勤工作的建设者、城市化进程的推动者和牺牲者，渐渐向着“引发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一类负面方向转变。他们挣着仅够自己在城市中容身的工资，长期与家人分离，承受城市文化的冲击，在心理上努力消化城乡各种巨大的鸿沟带来的精神危机，并容易在媒体报道中成为暴力事件的主角。

鸿沟存在于各个方面，其中最基础的一层是物质的——他们的收入与城市中其他人收入的差别，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其他人生活状况的距离。

在2010年多起校园血案接连发生后，《华尔街日报》撰稿人崔宇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的观点，指出如果城镇的低收入群体既无法在城镇立足，又无法在农村得到最后的保障，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而忘记了自己同其他人共有的身份，比如国籍、居住地、职业、语言、社会角色和个人爱好等，他们身上的暴力因子就容易一触即发。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也曾说，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过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问题。

2009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首次与网友答问时，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表示：“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

“金字塔”型社会：强化阶层意识

在2012年《社会管理蓝皮书》的发布会上，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颖慧表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的趋势正在愈演愈烈。她认为，收入差距和占有财富的不平衡，正在将我国定型为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而中间阶层的缺失，正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经济学家赵海均曾提出“橄榄型”社会的概念，认为健全的社会形态应当类似一个橄榄：位居两头的极富极贫者都很少，中间阶层却很庞大，使得从最贫到最富之间有一个充分的过渡，社会成员有不断上升的“盼头”，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造成的对立情绪和其他相关社会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撰文称，过去的国企改制、城镇化与工业化“圈地运动”已经为中国制造了3亿以上的弱势群体，使中国社会结构并非“橄榄型”，而是成了“洋葱型”或“金字塔型”。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难以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因素。

构成“金字塔”下端的相对贫困群体较为庞大，意味着其自身特有的困境存在范围广，影响程度大。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已成为典型“社会病”的农村空巢和留守儿童问题均与收入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化有关。他回忆起，今年2月6号晚央视播出的特殊家长会上，有两位不到六岁的贵州小孩竟然三年没能见到自己在外打工的父母，而在当晚舞台上见面后的第二天，父母又与子女分开各奔东西。当主持人问及这两位农民工为什么不能回家，他们都说是工作离不开，而且收入低、没条件让孩子与自己生活在一起。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表明，私企工人工作时长超出法定工时45%，某地私企62%的人一周要干7天，但50%的工人收入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连续多年扩大，而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日前对媒体表示，如果以最富的20%与最穷的20%人口人均消费比例来衡量，中国未来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很可能更加明显。

社会阶层到底分化成了什么状态？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相比国家决策层将国内阶层按收入分为“高、中、低”三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低、扩中、控高”的政策目标，学术界则发展出了多种描述阶层分化的观点，如陆学艺教授的“十阶层论”、李强教授的“四利益集团论”等等；而传播较广的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断裂”理论，则强调各阶层之间的非连续性，不仅在财产意义上，也在生活结构、消费、文化等各个意义上存在。这种“断裂”中潜藏的危险，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警告。

为安全为环保

聚集收入分配改革系列报道之五
收入分配不公酿阶层对立 社会稳定受冲击
人民网记者  刘茸

2012年10月29日08:35    来源：人民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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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0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公布的调查数字表明，中国收入差距目前已扩大到23倍，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时经8年仍未出台。本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将在第四季度制定。据此前披露的消息，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近期，人民网采访组专门就收入分配问题展开调研，从不同角度进行调查分析，将推出十期报道。本期重点分析收入分配的失衡会产生何种后果。

今年9月15日，在西安反日游行的人潮中，来自河南南阳的打工青年蔡洋抡起一把U形锁，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颅骨。在他被警方逮捕后，媒体详细地勾勒出了这个21岁泥瓦工的个人像：进城两年多，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梦想上大学，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为最近刚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感动振奋。

像蔡洋这样来自乡村、孤独地漂在城市中的打工者，其形象在近年已经从辛勤工作的建设者、城市化进程的推动者和牺牲者，渐渐向着“引发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一类负面方向转变。他们挣着仅够自己在城市中容身的工资，长期与家人分离，承受城市文化的冲击，在心理上努力消化城乡各种巨大的鸿沟带来的精神危机，并容易在媒体报道中成为暴力事件的主角。

鸿沟存在于各个方面，其中最基础的一层是物质的——他们的收入与城市中其他人收入的差别，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其他人生活状况的距离。

在2010年多起校园血案接连发生后，《华尔街日报》撰稿人崔宇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的观点，指出如果城镇的低收入群体既无法在城镇立足，又无法在农村得到最后的保障，就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忽略，而忘记了自己同其他人共有的身份，比如国籍、居住地、职业、语言、社会角色和个人爱好等，他们身上的暴力因子就容易一触即发。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也曾说，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过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事情，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问题。

2009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首次与网友答问时，引用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表示：“财富如果长期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多数人处于贫困状态，它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

“金字塔”型社会：强化阶层意识

在2012年《社会管理蓝皮书》的发布会上，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颖慧表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的趋势正在愈演愈烈。她认为，收入差距和占有财富的不平衡，正在将我国定型为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而中间阶层的缺失，正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经济学家赵海均曾提出“橄榄型”社会的概念，认为健全的社会形态应当类似一个橄榄：位居两头的极富极贫者都很少，中间阶层却很庞大，使得从最贫到最富之间有一个充分的过渡，社会成员有不断上升的“盼头”，有助于缓解贫富差距造成的对立情绪和其他相关社会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撰文称，过去的国企改制、城镇化与工业化“圈地运动”已经为中国制造了3亿以上的弱势群体，使中国社会结构并非“橄榄型”，而是成了“洋葱型”或“金字塔型”。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难以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因素。

构成“金字塔”下端的相对贫困群体较为庞大，意味着其自身特有的困境存在范围广，影响程度大。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已成为典型“社会病”的农村空巢和留守儿童问题均与收入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化有关。他回忆起，今年2月6号晚央视播出的特殊家长会上，有两位不到六岁的贵州小孩竟然三年没能见到自己在外打工的父母，而在当晚舞台上见面后的第二天，父母又与子女分开各奔东西。当主持人问及这两位农民工为什么不能回家，他们都说是工作离不开，而且收入低、没条件让孩子与自己生活在一起。

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表明，私企工人工作时长超出法定工时45%，某地私企62%的人一周要干7天，但50%的工人收入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从基尼系数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连续多年扩大，而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日前对媒体表示，如果以最富的20%与最穷的20%人口人均消费比例来衡量，中国未来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很可能更加明显。

社会阶层到底分化成了什么状态？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相比国家决策层将国内阶层按收入分为“高、中、低”三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低、扩中、控高”的政策目标，学术界则发展出了多种描述阶层分化的观点，如陆学艺教授的“十阶层论”、李强教授的“四利益集团论”等等；而传播较广的孙立平教授的“社会断裂”理论，则强调各阶层之间的非连续性，不仅在财产意义上，也在生活结构、消费、文化等各个意义上存在。这种“断裂”中潜藏的危险，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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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不公酿阶层对立 社会稳定受冲击【2】
人民网记者  刘茸

2012年10月29日08:35    来源：人民网     手机看新闻

打印 网摘 纠错 商城 分享 推荐     字号  分享到...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配秩序紊乱：社会稳定受到冲击

江涌认为，资本与权力交媾，政策向富人倾斜，使得“当前中国的贫富矛盾不断转化为官民矛盾”，而两种矛盾又相互加强，使中产群体严重缺失，社会分裂加速。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则认为，相比财产差距悬殊这一现象本身，分配秩序的紊乱才是引发社会危机的根源：“工薪阶层收入增长有限，而以权谋私、投机钻营者、食利阶层等群体收入不合理畸高，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分配现象不可避免的导致‘拜金主义’、‘一夜暴富’、‘仇富’等扭曲的财富观重新抬头，严重冲击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是非观，引发部分社会成员心态的失衡。”

除了观念冲击，还有实实在在的劳资纠纷。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计，近期劳资争议案件中约30%是由于薪酬分配问题引发的。苏海南表示，收入分配不公、部分社会成员长期收入偏低、增长缓慢，拖欠、克扣工资等现象，直接导致劳资纠纷数量大幅增加，一些恶性案件也由此而起。更不用提利益集团固化后形成的寻租、政策游说、买收代理人等行为，“不仅直接恶化了政治风气，甚至可能导致部分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满和仇视，将收入分配这一经济问题，逐渐转化为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江涌认为，犯罪率是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晴雨表”，财产犯罪和暴力犯罪是衡量社会秩序和社会变化的重要尺度。对于已发生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警力，强化防卫，都只是治标之策，只有切实解决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距，才能杜绝“无缘无故的恨”。

“富二代”之忧：经济痼疾固化 不公代代传递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在一个论坛上表示，过去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体制转轨带来的，某种意义上有积极作用，比如对做出更多经济贡献的劳动者和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给予更高的回报，有利于促进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而现在由制度不完善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比如公共资源的流失、寻租现象、腐败、钱权交易或者垄断部门凭借垄断地位获得高收入等行为，对经济和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会更大。

有学者认为，其他一些正在困扰中国的“经济病”也与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息息相关。例如，经济学家徐滇庆就认为，房价居高不下的要害在于贫富差距太大，8%的人拥有80%的银行存款，使得“1亿人买很多套房，剩下12亿人买不起房”。

而“富二代”一词似乎意味着人们对于阶层不仅“分化”而且“固化”的趋势更为敏感。中央党校教授辛鸣撰文称，前一段时间传说房子要征房产继承税，结果出现了爸爸用两岁儿子的名字买房子的案例；最近披露出来银行业竟然出现了“娃娃股东”，很多份额不算小的股东只有七八岁、十多岁。他认为，这意味着财富在代际内部已经提前进行转移了，“这样的转移，就是想让目前的阶层状态尽早固定下来，并且一代一代地固定下来，甚至都想抗拒自然规律。”

既得利益者固化现有局面，并不意味着现有经济格局中的一切，包括经济增长率，都能毫发无损的“固化”下来。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不公不仅会拖累经济发展，还会使得经济中现有的漏洞成为长期痼疾，进而拖累整个国家的发展。例如，低收入群体收入人数众多，其收入增长缓慢，也看不到增长的可能性，致使扩大内需成效甚微。而内需疲软，将迫使经济增长继续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强化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使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外贸加工行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依然居高不下，第三产业发展受到制约。

“这种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大、第二产业就业和产出比重偏大、第三产业就业和产出比重偏小的格局，又进一步固化了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即低素质劳动力比重过大，中高层劳动力比重明显偏小。”苏海南表示，消费疲软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循环的瓶颈，反过来又严重制约了生产、交换、分配等其他环节的正常发展。

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中的问题有些可以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环节直接得到解决，但也有一些必须到后面的经济社会体制深化改革环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建议，要专门研究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在初次分配里，政府要构建一个良好的市场运作环境，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把资源配置不公的问题解决掉，建立起劳资协商这种市场经济通行的规律，“并不是政府干预就是去瞎插手，包括政府不该管的要放掉，这也是政府应该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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