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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6 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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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众而言，外交部发言人是了解中国外交政策最直接的窗口。在网站论坛上，发言人的言论经常成为讨论热点，有叫好的，有编“段子”调侃的，也有“拍砖”的，甚至有人给发言人寄过钙片，意思是发言人在有些问题上表态太“软”。
外交部第21位发言人刘建超此前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外交不能搞成“出气外交”，因为出气并不一定能办成事。程曼丽说，外交部发言人代表国家发声，并非个人行为，在这背后有国家机制、发布制度的安排，如何发言是政策研究和信息获取分析的结果。
在民间，人们往往会对发言人富有个性的回答津津乐道。但在李肇星看来，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追求自我表现的演员，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秦刚也认为，记者会不是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不追求所谓“明星效应”。“发言人要爱国、通晓内外、找准定位，要牢记大我，忘却小我，底气才会更足，表达才会更准确自如。”秦刚说。
不过，在严格把握政策的前提下，在面对棘手、刁钻的问题时，很多发言人都会选择用灵巧的方式“四两拨千斤”。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一次记者会上李肇星回应各方对邓小平健康的关注，称其身体很好。一位外国记者问：“邓小平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拥有这良好的健康状况？”李肇星幽默地说：“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
2.0时代：发言人如何再出发？
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和事件上，可以利用网站、微博、微信等进行深度解读，跨部门合作也将越来越多
过去，外交部记者会是外界能够听到中国声音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如今，信息发布有了越来越多的手段和平台。在2.0时代，发言人制度会如何发展？
在程曼丽看来，发言人和记者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依然会被保留。从发言人角度看，这种能看到面孔和表情的交流能够增加传播亲和力；对记者而言，可以直接得到信息回馈，而且有现场感。
“同时也要考虑到新媒体时代，如何优化新闻发布机制，如何使用让公众更能接受的方式。这需要打一套组合拳。”程曼丽解释，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和事件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受众，需要的不仅是简单的信息发布，可以利用网站、微博、微信进行深度解读，以进行更有效对话、消除误解偏见。
1983年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后，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等部门发言人先后走上前台。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由于新闻发布不及时，造成民众恐慌，此后中国政府开始制定信息公开条例。今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强调，要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
程曼丽认为，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涉及跨部门合作，例如食品安全、东海防空识别区等，在对外发布上也应该形成合力，使得各个部委部门间有更好的协同互动。
在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暨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上，外交部新老发言人和来自国新办、国防部、商务部、教育部、国台办、卫计委等部门的发言人拍了一张合影，在场的记者笑称，这是中国发言人的“全家福”。也许，在未来，这样的“全家福”会越来越多。
文/本报记者 刘一
提问发言人
发言人有何挑战?如何减压？
北青报：被问到印象最深刻的问题是什么？
秦刚：答不好的问题。
洪磊：每场记者会都是全身心投入和精心准备的，因此每个问题都是印象深刻的。
华春莹：一个周五下午，原本是轻松的心情，但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位西方记者以极其挑衅的口吻攻击中国，我顿时热血沸腾，理直气壮予以驳斥。会后同事们告诉我，他们当时也都有热血沸腾的感觉。
北青报：发言人通常承受很大压力，如何减压？
秦刚：我没有觉得工作是压力，只是比较繁忙。
洪磊：把压力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同时进行体育锻炼，主要是打乒乓球。
华春莹：打网球。
北青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秦刚：自己。没有不好的问题，只有不尽如人意的回答。发言人要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
洪磊：我前面已经有24位外交部响当当的发言人，我如何传承好这一棒，在这个岗位上不辱使命，是我天天要面对的题目。
华春莹：回答好每个问题。既准确传递中国政府的声音，又以大家听得进去、听得懂的方式表达出来。
文/本报记者 刘一
发言人素描
我从来没有跟人吵过架
围巾斜搭肩上，笔挺西装，12月14日，颇有“五四青年学生范”的李肇星，借新书《说不尽的外交》发布，与北大学生面谈。
今年73岁的李肇星是外交部第九任部长。1959年踏入北大，投靠中文系不得被西方语言文学系收留，做过司机梦、记者梦等各种梦，却从没做过外交梦的他，因而一只脚踏入外交的门槛。1964年，中法建交，李肇星也正式进入外交部。在《说不尽的外交》中，李肇星回顾了亲身参与的美国炸馆事件、“9·11”恐怖袭击、中美汇率博弈等重大事件，这些信息都是首次披露。
“身经百战”的李肇星曾舌战群儒，但在接受媒体提问时，却肯定地说，从来没跟人吵过架，不管是做外交还是生活中，他都强调摆事实。在北大校友面前，李肇星回忆饥荒时代做在校门口捡烧饼的梦，没事爬到未名湖畔的桑树上吃桑葚，带着桑葚汁进教室的故事。北大的大师让他印象尤深，入学之初在小卖部偶遇美学大师朱光潜，而在日后的外交生涯中，他也一直牢记国学大师季羡林的话：假话不说，真话不全说。在《说不尽的外交》中，李肇星说，我说的都是真话。文/本报记者 邹春霞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发言人趣事
发言人说“酒话”念叨台湾不可分割
“外交部流传着一个笑话，外交部前发言人沈国放有一次和朋友喝酒，喝高了开始说‘酒话’，嘴里一直念叨着两句话：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俗话说，酒后吐真言，这位发言人的真言恰恰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国外交官心中的分量。”
摘自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
“（发言人）台上和台下还是有不同，台上西装革履，台下比较休闲，所以被认出来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多。有的时候老百姓会把发言人弄混，比如我有一次就发现有两个人一边瞟着我一边悄声说，“那不是发言人秦刚吗？”可能那段时间是秦刚主持记者会，上电视比较多，长得也比我帅，所以大家以为发言人都叫秦刚。”
北京青年报2009年1月专访外交部前发言人刘建超
背景新闻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年大事记
1982年3月 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举行记者会，就中苏关系发布简短声明，这场“三句话发布会”成为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雏形。
1983年3月 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国际俱乐部举行第一次例行记者会，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外交部在中国国家部委中率先建立发言人制度。制度建立初期，每周举行一次发布会，只发布消息，不回答提问。现场采用中英文交替翻译。
1983年 每月第一周发布会上现场答问。
1986年 现场答问增加为每月两次。
1988年 每次记者会都允许记者提问。
1995年 记者会改为一周两次，每周二、周四下午举行。
1997年 例行记者会取消对记者提问的次数和发布时间限制，现场答问至无人提问为止。记者会翻译改为中英文同声传译。
2000年 设立发言人办公室值班手机，每天24小时包括周末和节假日受理记者提问。
2011年9月1日 正式启动新闻发布新机制，例行记者会由每周两次增至五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年：“三十而立”展现中国开放与自信
延伸阅读: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三十年：发布台上的外交风云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暨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举行
传递中国声音 见证中国开放——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走过30年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开始“暑假”
秦刚揭秘外交部发言人运作机制 背后有强大后盾
秦刚详解公共外交：提升中国形象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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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袁勃、赵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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