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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face=宋体 size=3>刚看了一篇报道，直看得我头皮都发麻，湖南的一些民工到福建龙岩打工，同伴民工左某客死他乡，为了让死者尸骨还乡，湖南人李绍为等4位老乡先后将死者假扮成醉鬼、病人，欲将死者从福建运回湖南老家，转运广州途中被警察发现后制止，他们上车下车都是人扛着尸体。
李绍为等人本是一片好心，左某在福建打工有病后住院，因病情太重，没有钱就治抢救无望，李绍为代表死者家属签了字，让医生拔掉了管子，医生同意了，拔完了管子，左某就死了。看到同来打工的民工死在异乡，他们几个民工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带着左某的尸体返回湖南老家。
那么李绍先等人在福建龙岩打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我看到记者对其的采访，摘录如下：
记：每天主要干什么活？
李：铺308省道那个地下光缆，（挖的）全部是石头，挖不动。好累。（他拖长了声音）
记：每天干几个小时？
李：几个小时？不论几个小时，就是从天亮干到日头落到黑。早上七点多钟开始，午饭都是送到工地上吃，吃了接着干，中午没有休息。
记：你已经60多岁了，受得了吗？
李：都是为了两个钱去干的哦！
记：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呢？
李：当时跟我们讲好，两段路，先挖的700米我们是三块五一米，说干到后面那个难挖的两公里，给六块钱一米。
记：干了一个多月，给你发了多少工钱？
李：总共发了三次钱，说是给我们零用的，一次是60块钱，一次是30块钱，一次是5块钱。
记：为什么发这么少呢？
李：（工程）乙方就说没有钱发，他怕我们凑够了回家的车费，不干了，都跑了。
他说要都干完才给钱。
记：你都61岁了，为什么还出来打工呢？
李：没有钱嘛，我没有老婆，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很痛苦，我老了谁来养我生活？我现在挣两个钱好去养老。这次是说一天可以拿五六十块钱，我以为是真的，就叫我老乡一起来了，其实哪里有这么多钱？
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民到处受欺负，六十多岁的人按理说是应该在家养老的时候了，因为没有钱，所以出来打工，为自己以后养老赚点钱，在他乡就这样辛辛苦苦的干活，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还要受到工头的百般克扣，从上面的采访来看，李绍先干了一个多月，仅给了他95元工钱。
我们在责备工头们的残酷无情之外，又让我想到了，我们经常看到很多的报道说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许多地方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了几千元，湖南应该是一个鱼米之乡了，农民收入绝不会是全国最低的，如果当真农民靠种地能够达到年收入几千元，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农民出来打工了，就不会有六十多岁的人还要出来打工赚钱的事情发生。
不知道这位民工致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因过度劳累致死，那么应该追究工程承包方或者承包人的责任，毕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毕竟是好好的一个人到外面来打工。
一般的人都害怕死人，看一眼也感到很恐怖，即使是抬死人也让很多人感到惊悚，而李绍先等人，竟然作出了这样大胆的决定，把死人带回老家，当中的路途很远，要不断上车下车，他们就只好扛着尸体不断上下。这又让我想起，在巴基斯坦工作的我国工程人员王鹏，因为被恐怖分子劫持，死在异国他乡，他的遗体是用飞机运回了国内。左某等民工是在他乡打工，病死在他乡，他的遗体不可能有专机运回老家，这几位老乡非常仁义，看到同乡死在客乡，当时同出来打工，现在也要同时回老家。
以前看过电影和电视中描写我军战士，在战场上和敌人拼杀以后，把自己受伤或者牺牲的战友遗体给带回来，现在看到民工在外打工把自己的同伙遗体扛回老家，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人的命真是不一样，有些人的命很值钱，有些人的命确实很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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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face=宋体 size=3>来源：瞭望周刊
刘和芳：合肥市一位２９岁的下岗女工，６岁女孩的母亲，离异。１２月２日下午，自缢于自家房门。
死因：生活特困，虽苦苦挣扎仍未摆脱厄运而绝望。
生活状况特写：刘母称，７年来女儿在家里几乎天天吃咸菜饭；自杀当天锅里有一碗盐水煮萝卜；死前由于无钱交１０多元的统一安装新水表费用，家中已断水一个多月；女儿上小学的５００元是弟弟代缴的；７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
刘和芳曾向政府部门求助，但在区政府信访局求助时，接待人员让街道派人把她拉走了，街道干部说她是“疯子”。她也曾寄望于有一份能维持温饱的工作，在天桥上摆过地摊，虽然磕着头嚷着“血汗钱”，但依然免不了被没收。还找过一份月工资１１０元的扫马路的活，但因为照顾女儿耽误了一次扫地被辞了。
一个平凡之人的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死，经媒体报道后在合肥引起强烈震撼，人们为刘和芳的女儿捐赠现金已近３万元。据了解，安徽省一家报纸去年“三八节”以《刘女士的心在滴血》为题报道过刘和芳的境遇，但社会反响平平，刘和芳的困难依然故我。设想，如果当时社会或政府能给刘和芳施以一点点援手，她的女儿就不至于痛失所倚。
当一个受生活所困却要以死为代价才能唤起社会的关注或救助时，这个社会系统显然十分脆弱。当脆弱的社会系统无力因应类似的社会问题时，要么是出现更多的刘和芳式的悲剧，要么就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平凡之人的平凡小事，有时就会酿成大的悲剧或事件。近年来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何尝又没有刘和芳式的因素呢？
很多人在反思刘和芳之死，并认为如果哪个环节能给她多点关爱和帮助，她可能不至于走上绝路。但在刘和芳的生活环节里，似乎哪个环节都可以多做一点，似乎哪个环节都没有道义上的责任。谴责哪个环节都没有过硬的理由，过硬的理由在于：在经济转型期，在社会矛盾多发期，以人为本的理念，和谐社会的目标，需要一个能随时应对各种萌芽中的社会问题的体系，而且有一群真正把人的生命和尊严奉为圭臬的各级政府官员、社会工作者为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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