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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 在孙林和老婆李大琼心里,儿子孙伟铭是个“可以打七八十分的好儿子”。
孙伟铭不仅每周会定时给家里打电话,逢年过节也一定记得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买礼物。
去年1月,单位组织去九寨沟旅游,孙伟铭特意带上母亲李大琼去九寨沟玩了一周。“照了很多照片”,李大琼拿出几张给记者看。照片里的孙伟铭和母亲手挽手,笑容很灿烂。
而孙伟铭个人的奋斗史,听来就是一则励志故事。
1998年,高中毕业的孙伟铭只身来到成都,一边打工,一边读自考,决心闯出一番天地。第一个月工资拿了800元。三个月后,工资就涨成了1200元。事发前,他是成都市一家中型信息公司的销售高管,每月工资6800元,加上销售提成等,一个月拿上万的收入并不是难事。在周围朋友眼里,他是前途无量的白领。
2005年,孙伟铭在成都市芳草街的中档社区瑞升花园买下了一套80来平米的二手房。用自己攒下的存款加上家里补贴的钱,首付了17万,每月按揭一千多元。“房子没钱装修,家里只有一些简易家具,一张床,一个柜子,饭桌、茶几,铁架沙发。”孙林告诉记者。
让全家陷入黑暗的别克车,是孙伟铭2008年5月28日买的。“儿子说工作需要,他把这几年的存款都投在了这上面(买车),还向朋友借了3万。”孙林说。而在司机游川艺2008年7月离开前,这辆别克车都是由游川艺驾驶的,孙伟铭没事就会跟着游师傅学学开车,很快就学会了。“他太忙了,才老没时间去考驾照。”李大琼说。
孙伟铭性格开朗,喜欢广交朋友。出事以后,他积累的朋友资源开始发挥作用,大家纷纷想办法为他筹集资金,孙林告诉记者,“儿子的一个朋友,还坚持要把自己的结婚戒指取下来,捐给我们。”
“我每天都能接到十几个电话,都是他朋友打来问候的。”孙林现在使用的手机号码就是儿子的,孙伟铭曾委托律师捎话给孙林,“千万不能停掉这个号,我怕很多朋友找不到我。”
一场车祸,让重伤者代玉秀重型颅脑外伤,全身多处骨折,而刚告别校园不久的张志宇和金宇航,则在瞬间双双失去父母。
媒体最初的报道,受害者家属的悲愤和伤痛,激发了人们的愤怒。在公众印象中,孙伟铭成了一个飞扬跋扈、不负责任的“马路杀手”,以至一审开庭时,审判长宣布死刑判决时,现场还有人发出了欢呼声。
就在大家齐声要求严惩孙伟铭时,曾接受过孙伟铭资助的范小琼,却在四处求助媒体,试图反映“孙伟铭的人品并没有报道的那么坏”。从2006年开始,孙伟铭曾帮过原本素不相识的范小琼的孩子林芳,每月资助100元的生活费。
“对社会有好感,他才会这样做。”孙林怎么也不相信儿子是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平时就喝滥酒,没有正经的人,我今天一定不会这么拼命。”
孙林下决心要拯救儿子。
“救命稻草”
一纸《谅解书》,成了让儿子孙伟铭“起死复生”的救命稻草。
2009年8月4日,重伤者代玉秀的丈夫韩常进找到了孙林。“四家人商量下赔偿问题,只要款项到位,可以签个《谅解书》”,韩常进说。
在三个受害家庭中,韩常进与孙林见面的次数最多,“前前后后见了不下15次。”尤其是一审宣判后,在成都市锦江区法院组织的两次民事调解期间,每天都会见上两三面。
正是在这些频繁的接触中,韩常进的态度从最初的激烈,慢慢缓冲,变得平和,“毕竟是一条人命,我相信孙伟铭不是故意的,他还年轻,还是个努力上进的青年。”韩常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自己周围的朋友,也和他持相同的态度。
最初商议的赔偿款是180万。“这是我怎么憋也憋不出来的数目。”孙林央求韩常进,“韩师傅啊,你知道向别人借钱有多难,何况我这个钱很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借无还的。”
赔偿款从180万降到了130万,协商了四个小时,最终确定的赔偿款是100万。
孙林承诺三个星期将钱凑齐。“虽然是答应了,但这是天价,我只能说能凑多少是多少,到期凑不齐,他们要是不签字,我也没有办法了。”
此后20天,孙林踏上了艰难的筹钱之路。
把瑞升花园的房子卖了,可以拿到37万房款。肇事的别克轿车,可以获得10万元的交强险赔偿。
剩下的50多万怎么办?
把自家房子抵押出去吧。
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附近的一套100来平米的房子,是孙林和老婆李大琼、女儿女婿生活的地方。2000年,孙林一家告别了住单位集体宿舍的日子,用半生的积蓄买下了这套房子。
2005年,孙伟铭买房,孙林又赞助了一部分钱。儿子出事前,家里剩下的存款,只有两万元。
房子抵押五年,换来25万元抵押款。
五年以后怎么办?
“现在只有慢慢磨时间,往后撵,把眼前的事情先弄清楚。”孙林苦笑。
剩下的钱,只能硬着头皮去借了。
最让孙林难过的,是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人的拒绝。“生死关头的事情了,听到我来了,还躲都躲不赢,或者干脆说自己没钱。”
“心情紧张,在外面跑的时候,水都没顾上喝几口。中午跑出去,吃饭也是一顿,不吃也是一顿,都不知道饿。”孙林说。
筹钱的这段日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并且关心起孙林来。成都一家家私店的18名员工,甚至集体写了“请愿书”,请求法院“刀下留人”。
现在走在大街上,谁都认得他了。“路人都会嘀咕一句,这就是孙伟铭的爸爸。”李大琼告诉记者。
“不认识的人,会告诉我们,你跟着我来,我组织了一帮人捐款,你会有办法的。”孙林没去,他认为这同在大街上要钱没有两样。
8月17日,成都市锦江区法院召集当事双方进行第二次民事调解。当初承诺的100万赔偿,仍差11.7万元。张志宇和金宇航坚决不让步,而韩常进的态度则缓和许多。“最多把这笔钱打到我头上,他最后把这笔钱赔给我就是了,你们的钱照拿。”韩常进一心想促成《谅解书》的达成。
“作为父亲,孙林已经做到底了。”身为人父的韩常进,称能体谅做父亲的苦处,“难道要把他憋死不成?”
孙林两眼一红,紧紧握住了韩常进的手,“谢谢你,韩师傅!你救了我和儿子两条命!”
8月27日,孙林和受害者家属三家人,在润方律师事务所正式签订了《谅解书》。
《谅解书》中提到,“作为死者家属,我们对孙伟铭予以谅解,请求贵院对孙伟铭量刑时对此情节予以考虑。”
“苦情戏”
孙林病倒了。
“这场广受媒体关注的案子,由于孙伟铭的老父,越来越有走向‘苦情戏’的趋势。”有报纸这样写道,“而在二审前孙林的癌症确诊,把悲情掀向了高潮。”
在孙林的回忆里,对“病来如山倒”有着切肤的体会:
半个多月前,我突然觉得解小便很痛。
起初以为是因为成天都在外面,路走多了,加上天热的原因,买点清热药吃应该就好了。
没有一点效果,痛一天比一天严重。
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检查。医生说膀胱长了瘤子,要赶紧住院做手术。还没有等到最后的检验结果出来,律师就打电话过来,说要去房管所、公证处办儿子房子的过户手续。办了一天也没有办下来。
连续跑了两天,就起不来了。
医院照的片子出来了。膀胱里长了2.3×0.8厘米大的一个长条状的肿瘤。“再晚两天,恐怕命都没有了。”孙林的主治医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孙林已经是晚期膀胱透明细胞腺癌,“能活五年的,只有36%。”
孙林不准家人告诉儿子孙伟铭自己的病情。“说了能起什么作用?只能干着急。”
9月6日,韩常进接到了孙林打来的电话。“给我说说他的病情,再问候了几句。”韩常进知道,孙林一直对他满怀感激。此前,韩常进还委托重庆一家报纸的记者,给孙林捎来了600元钱,让他好好治病。
孙伟铭曾给张志宇、金宇航两家写了两封道歉信,信中写道,“我对不起我的父母,我若是还逼迫父母举家借债,同我一起受难,其行为无异吸食他们骨髓,畜生不如,天理难容!”
然而,他流露的对父母的愧疚反而激怒了受害者的家属:“那我们的伤害呢?”
“感情的归感情,理智的归理智。”张志宇告诉记者,他当然希望孙林能早日康复,但是孙伟铭犯下的错,“一定要严惩。”
9月8日的二审宣判,让张志宇“等来了公正的结果”。审判长认定,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但有真诚悔过表现,终审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不公平,法院判得太重了!”重庆协和医院,依然躺在病床上的孙林,获悉儿子的判决结果后,情绪一度失控,他赶走了所有的记者,“别人帮忙都是越判越轻,我们却是这么重!”并坚称再也不会接受任何采访。
孙伟铭案已经尘埃落定,而对于孙林一家而言,“苦难才刚刚开始。”事后,母亲李大琼哭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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