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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显示,2012 年,我国研究生计划招生规模为584416人,其中硕士生517200人,博士生67216人。而在2003年,我国研究生招生总数还仅为26万多人,十年间翻了一番。来自《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数据显示,2005年,考研人数首次突破百万。自此,直到2009年,硕士生就业率连续下降。2009年和2010年,硕士生的就业率甚至不及本科生(见2012年7月16日中国广播网)。从媒体上看到,有些地方,数量可观的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居然去争抢环卫所专门扫大街的环卫工职位——那种“准公务员”的“铁饭碗”。令人惊叹!
有人发现,如果再往前推算,根据199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当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7.23万人,以此计算,过去15年间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增长了6倍多。研究生培养规模如此快速发展,其代价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严重下降。研究生越招越多,而研究生却越来越掉价,这实在是研究生教育的悲哀。
有人认为,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有如下原因:
其一,一些高校以举办“研究型大学”为目标,在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办学者看来,要成为研究型大学,研究生招生规模就应该大于本科招生规模,学校的办学全部围绕这一目标进行,至于教学质量问题,根本不是政府和办学者们关心的事情。
其二,我国大学普遍追求“高大全”,在985高校、211院校宣布自己要办成“研究型大学”时,一些教学型大学,甚至职业院校也不甘落后,纷纷申报硕士点、博士点。上面以硕士点、博士点的多少,来评价办学水平。这就使许多高校在本科教学质量不保,又严重缺乏师资等办学条件的情况下,拼命拼凑“条件”,即使滥竽充数也要上。具体包括用腐败方式公关政府审批部门,以及不惜代价聘请大量兼职或挂名教授等等。
其三,在大学本科生就业难的背景下,政府教育部门和高校把研究生扩招作为本科毕业生就业的“缓冲”。为了给本科生更多“出路”,硕士研究生扩招就成为当然的就业率统计范畴。但政府教育部门和高校绝不会考虑扩招带来的学历贬值的灾难性后果。
其四,部分高校借研究生培养结构调整,走研究生培养产业化道路。近年来,针对研究生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教育部门要求各高校调整研究生培养结构,到2015年力争做到学术性硕士和专业硕士的比例为1:1。原本,这样的调整应该在研究生总体招生规模不扩大的背景下进行,可一些高校却借机增加专业硕士的招生规模,继续扩招(包括大量质量更为低劣的在职研究生学历进修)。因为根据国家政策,专业硕士要收费(从2013年起,所有研究生学历教育全部收费)。这被一些考生和家长解读为花钱买学位。而且,这些价格不菲的“正统”硕士学位,还经常毫无价值。其内涵有时候绝不比街头买卖的假学历或假学位证书好多少。
由上可知,我国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并不是从研究生教育和社会需求本身出发考虑,教育部门和高校追求的是办学的规模、办学的政绩和最现实的利益。按照这种教育发展思路,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研究生就业前景不佳、研究生日益贬值正是大家预料之中的事情。
有调查显示,在一些研究生招生规模较大的学校,一名导师同时带几十甚至上百研究生的情况并不鲜见。这样的培养规模,令研究生导师制形同虚设,导师根本无暇应对这么多学生的个性化指导。大多数学校给研究生开设大致相同的公共课,一刀切地要求研究生在求学期间撰写并发表论文。其结果是,不少研究生上课时昏昏欲睡(逃课成家常便饭),下课后呼呼大睡,然后通过歪门邪道(剽窃或买卖)炮制论文,(花钱买版面)发表论文。由此催生学术不端,把高校弄得更加乌烟瘴气。
谁都清楚,行政主导和高校官衙化是上述主要病因。具体表现是,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由行政主导配置,政府行政机构评价大学的重要指标,就是硕士点和博士点的数量,这既是政府首脑的面子工程,当然也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官员的政绩指标;高校研究生培养结构的调整,在教育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下进行,高校必须按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计划安排行事,高校缺乏自主权;教授在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决策中没有发言权,“导师”不导,从招生到培养、再到学生的管理和毕业,导师的权力有限。由此,导师也无需对学生的培养质量负责。这就使高校研究生教育虽然日益膨胀且热闹得很,但在骨子里却颓败起来。
大家都知道,这样催生的研究生教育的巨大泡沫迟早会破灭,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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